《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研究》 霍四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版

这本《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研究》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话语办实施的“建党100周年”系列研究专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2017年立项时我正应邀参加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开馆建设项目，因此课题的部分前期研究成果首先在该馆的文案策划、展陈设计中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经过整整三年的刻苦努力，初步实现了预订的各项目标：全景式地展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及参与建党活动的方方面面；阐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论证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准备；通过对《共产党宣言》日语译本、英语译本、包括陈望道译本在内的汉语多个译本，并参照德语原版作多语言的文本比较，全面衡量陈望道译本的得失，对其文献价值和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解决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底本问题的纷争；全面总结陈望道“首译宣言”精神。

本书可称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专著。研究涉及党史、翻译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学科间的打通和融合。融合不是简单加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综合与交融。我们以陈望道的翻译为主线，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重大历史事件贯串起来，揭示了陈望道首译本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注意从语言学的视角，解读历史资料、解决历史问题。例如，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证据，厘清翻译的底本问题，进一步澄清了陈独秀在成书中的重要作用，也明确了翻译和筹备建党的关系。再如，对首译本的历史功绩的总结，也是建立在对陈望道翻译语言的创新性、大众性的讨论的基础之上。其他在对“社会主义论战”中陈望道的论辩策略的分析中就运用了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在讨论翻译时间时参考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在解读一些重要文献（如俞秀松日记、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阐述《共产党宣言》中的关键概念、重要语段的理解时，都体现了学科融合的特色。

当然，由于时间久远，缺乏可资利用的档案文献，且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整体研究难度较大，有些疑难问题，如在《天义报》上登载《共产党宣言》文言节译的民鸣是谁，陈望道在日本有没有结识河上肇、1920年3月29日陈望道有没有在“一师风潮”的现场、《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准确出版时间、陈望道有没有出席党的 “二大”等，都还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这些问题，有的存在较多说法，分歧较大，有的属于研究的空白地带，参考资料较少。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研究，着力解决。

在项目研究期间，我积极参加党史研究的学术交流，携阶段性研究成果参加了连续三届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第一届“渔阳里文化论坛”、“大道大城——科学社会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共产党宣言》中译研究研讨会”等学术会议；还出席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项目的各次专家咨询会和工作推进会。通过这些活动，我得到了忻平、徐建刚、邵雍、张云、陈挥、吴解生、张远航、徐光寿、李瑊、吴海勇、张玉菡等著名党史专家的指点，有机会学习名家的治学风范，了解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在项目研究中少走了弯路。结项答辩会上，又有幸得到了评审专家们的肯定和鼓励，并根据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书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此外，还得到了刘承功（原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许平（原复旦大学档案馆馆长）、周晔（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副部长）、陈振新（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陈望道的研究生，复旦大学教授）、钱益民（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等领导、师友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体例上，书中引用尽量根据原始资料，适当参考当代整理后的文献。很多用字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已经按当代的习惯作了调整，如将“狠”改成“很”，“那”改成“哪”，“植民”改成“殖民”，“豫告”改成“预告”等。但字形相差较大、不易混淆的保持原貌，如表领属性的“底”就不改为“的”。

“三年费精神”（李白诗）。但限于学识、水平，书中疏漏和舛误还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不断补充、修改，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原标题《陈望道《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