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包揽奥斯卡四项大奖后，我们该想想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了

第92届奥斯卡颁给了韩国电影《寄生虫》最多的荣耀——它独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无疑也是改写韩国电影历史的作品。

《寄生虫》是一部聚焦于贫富悬殊与阶级对抗主题的作品，表现出极强的社会讽刺效果。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很容易被人接受并看不到阶级的不平等现实。但在电影之外，有着同样主题，且更为深刻的书籍却不常被人关注。

《不平等社会》就是这样一部深入探讨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及原因的著作。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回溯从石器时代到今天的经济史，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经济不平等。他从最早的文明危机谈到20世纪的灾难性世界战争、革命，颠覆性地指出经济不平等从不会悄然消失，大规模暴力和灾难才能够显著改变这一切，换言之，只有战争、革命、瘟疫和国家崩溃才能重新洗牌。

沙伊德尔进一步强调，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我们需要问自己，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沙伊德尔的观点也许激进而尖锐，存在争议，这篇文章就作者的观点进行分析与解读，值得我们思考。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如何，本书都将帮助我们审视人类的不平等史，探寻人类命运的可能，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

《不平等社会》

（美）沃尔特·沙伊德尔 著

颜鹏飞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年6月

沃尔特·沙伊德尔的《不平等社会》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以来，不仅得到了同行和出版业的称誉，而且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捧。

作为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迪卡森讲席教授，沙伊德尔的主要治学领域在古代的社会和经济史，以及前现代社会的历史人口学，研究的主题都是关于不平等、国家形成和人类福利这些的跨学科的世界史。这里的古代社会主要指的是西方世界的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而前现代社会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沙伊德尔目前已经撰写或者编写了20部著作，此外还发表了超过200篇的论文和书评，学术成果不可谓不丰硕。

那么，为什么他会写作这样一本讨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专著呢？除了我们之前谈到他的确在这方面已经有很深的研究积累之外，其实这本书的撰写及出版和经济学家兼畅销书作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有不解之缘。《21世纪资本论》其实也是一本论述不平等的著作，讨论的是1790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发生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演化，并给出了颇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皮凯蒂的书充斥着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这样的经济学概念和术语，使用的分析范式也完全是经济学的。

《21世纪资本论》

（法）托马斯·皮凯蒂 著

巴曙松 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4年9月

皮凯蒂在这本书中的最重要论断之一就是，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时候会引发财富的集中，进而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沙伊德尔坦承他受到了皮凯蒂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的影响，甚至《21世纪资本论》出版为《不平等社会》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其实沙伊德尔不必过于自谦，在我看来，他的这本书对人类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创新和贡献与皮凯蒂的著作不相伯仲。沙伊德尔的《不平等社会》一书从暴力性冲击导致不平等程度大规模降低的这一独特命题出发，借助他独有的宽阔历史视野、综合多学科方法和严整的逻辑分析进行论证，再加之丰富的历史素材和数据，以及清晰明快的语言描述，绝对是一部佳作。

一万年的不平等要靠暴力来矫正

沙伊德尔这本书与其他与盈千累万的关于不平等主题的著作相比，有它自己的鲜明特色：使用简单形象的不平等测度指标反映重大的不平等问题，宏微观兼顾的历史视野，以及得到充分论证的重大核心命题。

要讨论不平等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能够判断是否存在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严重程度，这就需要使用一个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不平等测度指标。然而，由于不平等是一个涉及人们主观判断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从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收入和财富这些不同的禀赋，甚至单纯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可能对基本相似的分配状况产生完全不同的判断。学者们，尤其是经济学家们，已经研究和设计出众多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不平等，例如像泰尔指数（Theil index）这样的，数理形式和计算还都相当复杂，非专业的读者单是要理解这一指标形式都存在困难，更不要说把握它背后的经济含义了。沙伊德尔选择的是相对简单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前1%的群体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这两个指标，选择这两个指标，并且依据不同的场合择优使用，不仅能够充分展现人类社会一万年来的不平等状况，而且不会让读者迷失在指标形式的迷雾之中。所以，我们得以从这本书中看到，人类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了贫富差距，而那个所谓的占据不成比例收入和财富份额的“前1%群体”，至少从公元前3500年就出现了。基尼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衡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也就是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它的数值取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收入分配就越平等，越是接近1，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就越是极端。同时，在数据点数量不足或者数据精度不够的地方，沙伊德尔使用了一种更为简单直接的不平等测度，即收入前1%的群体所占社会整体财富的比例，这个比例的数值与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之间成正比。

《不平等社会》一书向我们展示的历史长镜头延伸的很长，远超过皮凯蒂分析的人类社会近现代那区区不到三百年的不平等演化历史。沙伊德尔从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历史早期的石器时代开始，基本上为我们提供了整个人类不平等历史的演化过程。此外，沙伊德尔对人类社会不平等历史的考察并没有局限在欧洲大陆或者西方世界，比如仅仅注视像古罗马或者地中海周边这样的欧洲历史核心区域，而是遍及五大洲。他描述了中国的封建王朝、非洲大陆的古埃及、中东和近东的黎凡特区域与古巴比伦王国，再有美洲大陆的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等地历史上的不平等状况，我们由此发现，不平等不仅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而且不受地域的阻碍，从而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除了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沙伊德尔还在这本书中充分展示了历史研究的细致功底，他通过利用史实案例的跨样本比较、新发掘的考古遗址成果，以及对历史统计资料的新发现和新解读，从实证方法和微观数据层面，为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了不平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也充分展示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严重程度。

人类天性就渴望和平。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本经典著作中所言，这种对稳定的自然秩序的追求会激发人们寻求法律和根本制度的保障。但是，沙伊德尔的这本书揭示了另一个人们可能不愿意面对的真相，那就是对和平的追求虽然植根于人们的理性之中，但“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这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和平与平等在人类历史进程之中并非相伴而行，与人们的直觉或美好期望大相径庭的是，“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进而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

《论法的精神》

（法）孟德斯鸠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5月

《不平等社会》中的描述表明，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中，最血腥和最暴力的事件反而带来的是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最显著和最有力的矫正作用。人们不禁会问，那么最血腥和最暴力的冲击又是什么呢？纵观人类历史，可能再也没有比“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这四种冲击更为灾难性的了。沙伊德尔将这四种力量比作圣经当中的“天启四骑士”这些黑暗的形象，他说这几种暴力单独地或者相互配合地，“通过剑、饥饿、死亡和大地上的野兽展开杀戮”“，往往以数以亿计的生命为代价，不过最终却得到的是降低贫富差距的结果。

我们分别来看这四种暴力性冲击及其影响。首先，沙伊德尔认为，一般规模的战争还不足以对大范围不平等产生系统性的矫正结果，必须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发生的那两次世界大战这样规模的战争才能做到。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直接产生了巨大的物质破坏，而且截断了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流动，这些灾难性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就消灭了精英群体的大量财富。光这些还不够，暴虐的战争过后，人们又迎来了工会运动的大发展和福利国家体系的大扩张，以上这两种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方向相反的机制结合在一起，不仅产生了人们进行分配的可用资源总量的变动，而且带来了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两种效应相互配合，使得精英阶层和一般平民的财富数量，以及他们在社会资源和产出中的分配地位相比之前更为接近，最终结果就是财富不平等程度得到大大降低。

作为第二种矫正力量的变革性革命，其实是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派生的结果。沙伊德尔总结了历史上发生在一国内部的军事冲突，他发现无论是农民运动还是城市起义，它们要么在统治阶层的镇压之下失败，要么导致了更加不平等的分配，只有在20世纪的这些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大革命，才带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大矫正。这些革命采取了暴力性的没收、彻底的再分配和集体化等极为激进的手段，从而能够在更大规模上降低整体的不平等程度。

第三种力量，即国家灭亡和彻底崩溃对不平等的矫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原因在于富人们通常与政治权力的顶层结合的非常紧密。然而，福兮祸之所倚，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国家解体的时候，富人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尤其是与权力苟合而获得的巨额财富都被一笔勾销了。在沙伊德尔给出的历史证据中，无论是古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巴比伦王国，还是在今天的索马里和利比亚，这相似的一幕都在不断地上演。

大规模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和国家的灭亡往往相伴而行，这三种都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恶根性引发的暴力性矫正力量。然而，致命性的传染病，如瘟疫、天花和麻疹等等，作为第四种暴力性矫正力量，虽然是来自于人类社会外部的冲击，但是对大规模不平等的矫正力度毫不逊色。这些恶性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带来接近一半的人口死亡；它们也曾经跟随西方殖民者的脚步侵袭对它们没有任何免疫力的新大陆，对当地原住民造成了种族灭绝性的损失。即使是圣经中的“天启”也只不过预示着四分之一的人类将会消亡，而这些传染病对特定人群的危害尤甚于此。此外，与前三种力量不同的是，致命性传染病更多的是改变了劳动力的供给，从而使得劳动力相对于生产中的其他投入要素，比如资本，变得更加稀缺。紧接着，劳动力的回报，简单而言就是工资，无论是从绝对数额，还是相对于固定资产和非人力资本的价格来说，都显著上升了，这时，资本所有者的相对富有程度和资本投资的相对回报都下降了，从而对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强力矫正作用。

沙伊德尔还笃定地说，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大规模的不平等矫正作用，那么根本就没有其他相对和平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无论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土地改革、教育和技术革命，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所产生的矫正力量，相较于上述“四骑士”而言，都远远不可匹及。

电影《寄生虫》剧照。

只有暴力才能矫正不平等吗？

《不平等社会》的主题是人类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或者其他表现形式的不平等，而且沙伊德尔主要想回答这种大规模的不平等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得到大幅度的矫正，因此他提出并论证了其中四种他认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机制。沙伊德尔论证的方向是暴力性矫正力量对降低不平等的效应，但这些暴力性的力量或者矫正机制本身可能就是恶化的或者极端的不平等带来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导致改朝换代的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其起因多与土地极度兼并到权贵手中有关，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它们对人类带来的大灾难，也与殖民地的侵占不均、一战后的国家地位受损和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极化脱不开关系。这些从不平等到暴力冲突的反向的因果关系，如果得不到剥离，就可能会影响沙伊德尔所做出的分析的有效性。

历史数据和案例的大量使用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证实或者从中推论出暴力性冲击与大范围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但这些证据对于论证严格的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可能并无太大裨益。沙伊德尔自己也在这本书中承认，他在不同章节段落的分析中引用或者使用的数据虽然比较新，但并非是完善的，数据质量也不是总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这显然会影响他的相关分析的可信度，更难断言他能够严密地验证两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了。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享有学术盛誉的历史学家，沙伊德尔在这本书当中向我们展现了他对各种史实和资料的精通，并且综合利用了多种历史学的分析方法，这的确也可以称为一本完善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的分析范式有其特点和优势，不过在分析不平等这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交织和共同驱动下形成的，事实证据和价值判断并存的复杂社会现象的时候，还是在某些领域略显得捉襟见肘。似乎是为了弥补某些缺憾，沙伊德尔不仅借鉴了经济史研究中比较通用的反事实分析方法，而且在这本书中多处直接引用了大量经济学者关于不平等的系列研究成果，试图以此辅助论证他的核心论题。在我看来，这或多或少有点破坏此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的完整性，而且他所引用的那些经济学研究成果，其论证力量也相对弱于沙伊德尔在书中各处充分展示的历史分析的功力。

《不平等社会》一书的主体篇幅着墨于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发展历程和演化趋势，核心是分析四种不平等的矫正力量如何在降低这种不平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接受沙伊德尔的核心论点，即只有那四种暴力性矫正力量才能在大范围和较大规模上矫正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那么接下来困惑我们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办呢？当前，我们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似乎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是束手无措，只能安静地等待下一场惨绝人寰的暴力性冲击，例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抑或是另一场波及全人类的瘟疫来消解这一难题吗？这难道就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终极宿命吗？沙伊德尔的这本书除了告诉我们，科技进步、教育和政府扶持等等这些相对和平的措施，对于矫正大范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几乎没有持续性的效果之外，似乎只是留给我们一个注定惨戚戚的未来，却没有提供一个看起来比较有希望的解决方法。

不平等社会将走向何方？

所有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综合来看，无非涉及三个维度，即不平等程度的描述，不平等现象的起因，以及如何用什么手段解决不平等。前两个问题的分析固然非常重要，但最终还是为了解决这最后的终极问题做前期准备和铺垫。统计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这些学科，可以在前两个议题的分析上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为我们提供关于不平等状况的更多数据和事实，或者为不平等状况的成因提供更深刻的洞见，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第三个维度，更快更好地弥补，甚至直到填平不平等的鸿沟，更需要人类去孜孜以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明了《不平等社会》一书所揭示的暴力性冲击与大规模矫正人类社会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关联，以及似乎成立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和平手段的匮乏，但这本书更多给我们带来的应该不是淡然接受这样的悲惨宿命，相反应该是警醒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如果对不平等问题听之任之发展下去，那种悲惨世界离我们就并不遥远了。因此，这本书更多的是激励我们去不断思考，不断探索，直到找到暴力性冲击之外的解决方案。

《正义论》

（美）约翰·罗尔斯 著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在某种程度上，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也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实现正义，而这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关切的核心议题。罗尔斯认为，在平等自由和差异两个正义原则的作用下，只有在基本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不会使得处境最差阶层的境况变得更差之时，才能容忍不平等的存在。当然，他的这种基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反事实假设，以及根据两条正义原则推导出来的理论，也受到诺齐克等人的诟病，而且常常因为其制度性设想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而受到质疑。能够为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而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我们更需要依仗的就是经济学了。这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它能够为矫正不平等这样的人类社会的复杂命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政策；但同时这也不是经济学“霸道主义”的思维，为了这一问题的更好解决，我们必须选择更有效的分析范式和政策工具。

即便是经济学，面对不平等这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严峻命题，也并非游刃有余。尽管在不同时期，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都兴趣盎然，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测度和分析范式，尝试解答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三个核心问题。但是，真正通过研究这一难题而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并进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就实属凤毛麟角了，纵观从1969年到2019年这51年来的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恐怕只有1998年度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能够获此殊荣。森是以其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几个福利经济学重大问题的贡献”而获得了这一经济学领域的至高奖项。他直接写过两本以不平等为题的专著，即《论经济不平等》和《不平等之再考察》，前者研究的是不平等的测度，后者则是讨论不平等的本质和如何实现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转变。然而，就像森在《论经济不平等》这本书中不由自主发出的感叹那样，不平等不但会导致效率的损失，而且会造成公平的缺失。人类的经济生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光研究其中一个就足够经济学家费神烧脑了，更何谈两者的结合给研究带来的地狱般的难度了。森将这两个问题全面考虑进来研究不平等，理论勇气着实可嘉，也难怪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在一个年份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也是对其经济学贡献的一个重大褒奖。森所提出的用个体能力的培育来推进自由和能动性，进一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视角、理论和政策方案，不仅恢复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互相交融的伟大传统”，也使得他获得了“经济学的良心”这一伟大的称号。但是，即便是阿马蒂亚·森，其研究也还是集中在对不平等这一现象或者概念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不平等问题的评价和测度方面，虽然他也写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并提出了研究贫困问题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和针对性的实践政策维度上也乏善可陈。

《论经济不平等》

（印度）阿马蒂亚·森 （美）詹姆斯·福斯特 著

王利文 于占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

《不平等之再考察》

（印度）阿马蒂亚·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12月

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人类社会，也是为了寻找一个更温暖和光明的人类社会前景，而不是受困于《不平等社会》一书给我们展现的悲惨世界，我们该如何行动呢？在沙伊德尔那里，似乎只有强力的暴力才有可能彻底扭转财富的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皮凯蒂看到了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在1930年到1975年有所扭转，而且指出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及债务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摧毁了大部分财富，特别是精英的财富所导致的结果。然而，皮凯蒂提供的主要解决方案是改革，用国家干预的方式来扭转这种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那么，对于人类不平等社会，我们到底有没有暴力之外的更优选择吗？

人类社会大规模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历史一定会被人类自己的不懈努力所终结。也许将我们的视角更进一步聚焦到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局部，即处于劣势的贫困群体之上，会更有助于找到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当前，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大范围的暴力性冲击似乎并非迫在眉睫，那么我们如何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并且缩小他们与其他收入群体的差距，从而降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呢？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案。一种是微观方法，即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三位经济学家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他们采用随机试验的方式，验证扶贫措施的效果，再根据实验结果对政策做出修改和调整，继而才进一步推广。另一种是我们国家所主导推行的扶贫脱贫的攻坚计划，这是一种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大规模推进的脱贫战略。这两种方案并不是互斥的，微观的实验方法如果无法与国家整体的扶贫战略紧密结合，显然不具备解决大范围和大规模的贫困这一类不平等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对于沙伊德尔式的大范围不平等难题的解决就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扶贫脱贫战略，也需要具体政策措施的支撑，利用随机控制的微观实验的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对现有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和修正，可以大大提高扶贫政策的精度和扶贫开发战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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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