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日军打通广九铁路，占领了铁路沿线重要据点，抗日游击队活动范围被分割为铁路以东和以西两个地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东江纵队将广九铁路两侧的抗日根据地划分为路东解放区和路西解放区。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壮大，解放区的扩大和逐步巩固，在解放区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44年1月20日，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就如何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问题请示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给予具体的指示。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江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东江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三三制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东江纵队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凡是部队所到之处，都宣布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苛捐杂税，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民主政权。以民主政权为机构，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使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有武装、有政权、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抗日根据地。

1月10日，宝安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在观澜乡甘坑村成立，区长曾鸿文。3月，宝安县第一二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区长黄达三。区政府机关设党支部，书记叶芬，管理机关党务工作。

7月1日，在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基本建立起来的基础上，根据东江纵队的决定，首先在路西解放区建立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东宝行政督导处，谭天度任主任，何鼎华、王士钊任副主任，下设政治科、秘书科、财经科、民政科、民运科、司法科、宣教科、税务科、路西政工队、新大众报社、警卫连。

东宝行政督导处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组织机构力求精简，人员配备注意精干。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机构都是因事而设，干部职责分明，改变了国民党政府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弊病。特别是乡、村的政权干部都是直接由群众选举的，大都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骨干分子。这就使抗日民主政权密切联系群众，受群众监督，扎根于群众之中。所以，政令一下，各级政权闻风而动，得以迅速贯彻执行。

由于深圳地区大部分是敌占区，根据地处于日伪包围之中，所以，东宝行政督导处因地制宜进行政权建设，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

首先，路西解放区是半游击区状态的抗日根据地。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只有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使根据地日趋稳定和巩固的情况下，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建立和巩固;同时，也只有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部队才有坚强的后盾，才能不断壮大，解放区得以稳定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和部队的武装斗争息息相关的，因此，东宝行政督导处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是在部队的主持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区以上的政权干部都由部队委派，重大的方针政策，如减租减息、土地租佃、税收条例等，均由东江纵队政治部制定、公布。军政合一是东宝行政督导处区别于其他抗日民主政权的显著特点。

其次，在路西解放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东宝行政督导处，要求它的干部要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适应突然事变的能力和经得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因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不仅是一般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准备牺牲的战士。所以，东宝行政督导处的主要干部不仅多数来自部队，而且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这是路西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区别于其他完全实行“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又一特点。

为了保证部队给养和政府财政的需要，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之初即颁布法令，废除国民党旧政权的一切苛捐杂税，重新制定合理的征粮收税条例:设置税务局(后改为税务科)，配备专职干部，查核土地面积，征收公粮税收。抗日公粮的征收是根据大家出力，多收多交的原则。

东宝行政督导处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由税站实施。工商税实行单一税制，一经纳税，货物便可通行全区。税率日用必需品为5％，屠宰和烟酒税各地自订，特需进口物品、小贩及非商业性质的东西免税。如果商人在解放区遗失货物，抗日民主政府负责追回或赔偿。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区敲诈勒索的税收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利于促进解放区工商业的恢复发展，鼓励更多的物资进入解放区，活跃解放区的经济。

东宝行政督导处和路东行政委员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抗日的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抗日民主政权实施民主政治，广泛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为深圳地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大事记（1924-1978）》《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 栏目整理：王玥）

（原题《深圳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