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名家｜朱永新：时光从不辜负任何真诚的努力

提要：

阅读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民基本素养也十分重要，国民基本素养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话语体系。所以我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不是为建一个节而建一个节。而是为了推动整个国家的全民阅读活动。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此之前，深圳特区报专访被称为推广阅读的“第一人”朱永新。

凌晨5点，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朱永新卧室的台灯已经点亮了。熟悉朱永新的人知道，这是他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而早起的目的，是为了读书写作。

直至今日，朱永新依旧为推动全民阅读而大声疾呼。

父亲送给我最大的人生财富

2019年4月12日，凌晨05：19，朱永新编辑好了当天的第一条微博，以#朱永新人生感悟#为话题开头，他写道：“你真的尽全力了吗？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我们不断地把自己与别人相比较，会产生很多心理失衡。正确的方法是自己与自己比较，你是否竭尽全力了？……”

朱永新竭尽全力了。无论是当年在苏州大学任教的朱老师，还是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市长，到今天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的朱主席，他都竭尽全力了。直至今日，他仍旧把自己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依然在为他心中的“新教育”而四处奔波，为推动全民阅读而大声疾呼。我们见到他，已经是晚上9点，朱永新刚刚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仍旧精神抖擞地接受了深圳特区报的专访，此次他来深圳是应坪山图书馆馆长周国平的邀请在坪山图书馆的开馆仪式上与深圳读者进行阅读分享及互动。

阅读写作之于朱永新，就如同吃饭睡觉一般，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他的生活，成为了习惯，而这个习惯的养成还要归功于他的父亲。朱永新把早起的习惯当做父亲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朱永新的父亲是一名乡镇小学教师。大概从朱永新读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每天早晨5：30就会准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叫他习字读书。

“小时候我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在心里把他比作《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现在看来，这是父亲送给我最大的人生财富。如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两个小时，1年就多了730个小时，50年就多了36500个小时，也就是多了1520天，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差不多延长了12年的生命！而且这每1分钟都是有效的生命！”朱永新在《父亲的礼物》一文中写道。

一场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考试

也正是由于阅读习惯的养成，让这个苏北农村男孩不断地踏进更为浩瀚的精神世界。1978年2月，已经高中毕业两年，在江苏省大丰县南阳供销社做棉检员的朱永新背着一个自己油漆的小木箱，揣着姨妈送的50元钱和几件衣服，登上了去往苏州的长途汽车。作为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正拉着他走向人生的岔路口，而那场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帷幕的高考，将改变他和无数青年的命运。而那场考试背后的改革洪流，更是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

朱永新说：“故乡似乎注定是用来告别的。那时我身在故乡，一心想着离开这个地方。就连中学时写小说，用的笔名都是‘过江’‘过海’。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过江’了。1990年，我去日本访学，又第一次‘过海’了。”

酷爱文学的朱永新报考的是文学专业，由于高考政治几乎考了满分，被阴差阳错地录取到了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政教系。他回忆道，当时刚刚恢复高考，考试要求高中学历或者“相当”高中学历，但是所谓的“相当”就相当到任何人都可以考。很多同学初中没上就直接来参加高考了。当时预选的时候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最后27万人录取。朱永新的大学同学来自不同地方，年龄差距也是相当大。“当时我们一个班年纪大的同学差不多可以做小的父亲了，在一个班两个同学报道时，老师就问：他是不是你父亲。这在学习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大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可以帮助解决。”

回忆起大学生活，朱永新说：“那时候的学生真的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疯狂地阅读。到图书馆里经常找不到座位，经常需要下午把书包放在那儿抢座位、占座位。与现在一些高校老师除了上课还琢磨着如何赚钱不同，那时候的老师们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于教学。老师们的学习劲头也不亚于学生，因为他们也是被十年文革压抑和耽误的一代人。为了能够站稳课堂，为了能够追回失去的东西，他们也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所以，他们的确是与学生一起成长。”

因为成绩优异，大三时，朱永新被选拔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师资班学习，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培养未来的教育心理学老师。朱永新说，尤其在上海两年的学习，格外紧张忙碌。他们的学习差不多整合了四年制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两个专业的主要课程。而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也是集中了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所学校的最优秀的教授，如陈科美、李伯黍、燕国材、陈桂生、吴福元等等。许多课程的训练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参加撰写大百科全书和国家部编教材

如果说父亲是朱永新的第一个老师，那朱永新的大学老师燕国材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朱永新在《恩师燕国材》一文中写道：“我清晰地记得与燕先生第一次相见的情形。那一天，教室里来了一位个子不高但气度不凡的中年人。上课铃一响，他就健步登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字，自此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治学的座右铭。”

在燕老师的指导下，朱永新完成了第一篇中国心理学史的习作《朱熹心理思想研究》。没有想到，这篇出自初学者的论文，被燕老师带到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上，经向潘菽、高觉敷等教授的大力推荐，竟然收录在国内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文集中。之后，燕国材还破格推荐朱永新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中国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参考资料选编》的编纂工作。“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竟然参加撰写了大百科全书和国家教材，是燕老师给了我很多机会和平台。”朱永新说。此后，朱永新在学术和仕途中的每一步，燕老师都及时地给予关注指导。

时光从不辜负任何真诚的努力。有了恩师的谆谆教导加上朱永新的勤奋，朱永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1982年，朱永新在苏州大学担任教育学教师。1987年，由于教学科研成果突出，29岁的他被破格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3年，他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成为当时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1997年底，他又被任命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科技等工作。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7年12月起任民进中央副主席，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2013年3月至201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2018年3月，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这样的“大”头衔相比，朱永新更喜欢的是自己的“小”身份——发起新教育实验的朱老师。于是，深圳特区报记者与朱永新的对话也从一句“朱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始。

对话朱永新：

为阅读和教育而奔走呼吁

学者名片：朱永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多次被评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等。

■ 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是关键

深圳特区报：您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一书中梳理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您认为有哪些古代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是现代教育应该延续和发扬的？和西方的教育思想相比中国古代教育理念有哪些独特之处？

朱永新：中国的教育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代表的。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教育理想，一个是有教无类，它解决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都应该得到良好的教育；第二个就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育方法。这两个问题，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

教育公平是要解决有教无类的问题。教育质量是要解决因材施教的问题。我后来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提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其实它的源头也在孔老夫子这里。当然，中国的古代的教育思想里面还有一些独特的特征，比如注重人格养成，注重道德教育，注重集体精神，注重家国情怀，等等。中国的教育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特征，跟西方的教育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近代以后，特别是现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这样一个过程，中国教育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现代的一些教育家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像陶行知先生、陈鹤琴先生等，他们一方面传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一方面也吸取了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教育思想。比如说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都非常注重尊重儿童，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注重教育和社会生活的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还是以选拔官员，培养人上人为主要目标的。但是从近现代开始，受世界教育思潮尤其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加注重平民教育、乡村的教育，这是近代以来教育理念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

■ 新教育实验远远超出期望的目标

深圳特区报：您是“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从2000年开始您倡导“新教育实验”已经有19年之久。新教育的理想课堂是什么样的？现在看来您的新教育事业发展有没有达到您的期望？

朱永新：一方面，新教育实验远远超出了我所期望的目标。另一方面，它离我理想的教育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它远远超出了我所期望的目标，是因为一开始我只是想在苏州找一两所学校做个样本。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教育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采用大家所诟病、所抱怨、所批评的以分数为主导，以考试为目标的这样一种教育模式，完全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得更幸福，更主动，更积极。

我曾经开玩笑讲，新教育不追求分数，但也不害怕考试。因为一个好的教育，会提升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新教育从当时苏州的一所学校，发展到现在4200多所实验学校，有140多个教育局跟我们全面合作建立新教育实验区。深圳也有我们的新教育实验学校。所以，它的确是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期待。但是另外一方面，离我的教育理想，特别是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还有很大距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因为它是在现有的一个教育体系下，现有的一个学校框架下，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地探寻未来教育的发展。

深圳特区报：说起未来教育，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互联网发展，在线教育和学习发展很快，学校，老师，学习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如何看待教育的未来趋势？

朱永新：未来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比如在未来，传统的学校可能都会变成学习中心，未来的学生不需要每天早晨千篇一律的七点钟进学校。你想几点钟上学就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课程。你也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来学习，你也可以和其他的同学组成学习小组去学习，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定制化的学习，个性化的学习，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种新的学习样式。

我认为未来是个能者为师的时代，优秀的教师可以直接地为各个学习中心提供课程，社会名流、能工巧匠都可以为学生提供教育资源。这样，学生选择的余地就很大，这就打破了现有的这种学校格局。现在的学生学那么多的东西，把他们时间空间全部排满了，未来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让学生自由选择的。

我设想的未来课程结构里面，国家规定的课程占比在一半以内，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在我们的教育是假设每个学生都一样，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老师上课，一个班级里面几十个孩子，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懂了，但还得坐在教室陪读；有些孩子可能完全不懂，坐在课堂上发呆也毫无意义。未来的教育会考虑学生的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基础，不同的兴趣，来安排不同的课程。

很多人认为我的想法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我反驳道十年以前你会想到买东西不到商店吗？五年以前你会想到你存款取款不到银行吗，现在都已经做到了。

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已经足以支撑现代学校制度的变革。其实在美国已经有这样的学校，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一个叫斯坦福在线高中（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的学校，这个学校完全就是在网络上学习的。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书叫《瑟谷学校传奇》，瑟谷学校就没有传统的教室和课堂。学生独立地决定该学些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变革的步伐是谁都无法阻拦的。

深圳特区报：您刚才讲到的未来学习中心会颠覆现在的课堂教学，您认为在线课程会比目前老师同学的交互式课堂更好吗？未来的学习中心会不会对贫困家庭的孩子产生不利影响？

朱永新：当然你说的传统教学方式可能适合一部分孩子，这种方式还会保留，所以我讲的未来学习方式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应该给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资源。而未来的学习资源应该是普惠式的，不会因为学生家庭经济原因而限制学生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所以，未来教育应该是更加公平的。

深圳特区报：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教育减负使得中小学教材削减了数学和英语的难度，表面上看可能是一种减负，但实际上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请老师补课，而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就只能被落下。长此以往就会阻碍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学生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你对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待的？

朱永新：每个人的知识体系是不一样的。未来的教育本身是一个打破社会分层的最好的手段。它可以提供各种的可能性和机会，所以现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破是过去的固化的这种社会分层。我认为未来国家所规定的课程标准和教学难度毫无疑问会大幅度降低。因为的确现在我们很多人学的东西，是他一辈子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所以它应该整体降低难度，但是要求学生更全面的发展。基础课程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素养，基础课程之外你想成为艺术家，那我来提供艺术家的课程体系；你想成为科学家，我给你提供科学教育课程体系；你要想做电影，有电影课程体系，等等。至于困难家庭的孩子，所有的学习花费都有公共福利为之买单。我在国外考察，有些国家是根据社会收入来交学费的。低于一定收入的家庭是不需要交学费的。未来可以采取一些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 阅读是教育的最重要基础

深圳特区报：您是近年来推广阅读的“第一人”，从2003年开始，您在全国两会上就多次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深化全民阅读的提案和建议，现在国家阅读节这个项目推动的如何？您认为全民阅读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有多重要？

朱永新：我一直认为阅读是教育的最重要基础。阅读跟教育，虽然不是一个同心圆，是两个交叉的圆，但这两个圆是重合度非常高的。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就意味着教育。所以阅读的问题解决了，教育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阅读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阅读是提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素质和竞争能力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最便捷的方式。

阅读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民基本素养也十分重要，国民基本素养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话语体系。共同的话语，共同的思想，就有共同的愿景，就有共同的价值，阅读对一个国家是很关键的。所以我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不是为建一个节而建一个节。而是为了推动整个国家的全民阅读活动。

所以，这么多年来，虽然阅读节的提案和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全民阅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最初只有少数人知晓的概念，到成为国家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呼吁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包括中央也出台了很多关于全民阅读的政策和一些鼓励的措施，2012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陆续出台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共图书馆法》。这说明我们发出的声音还是在悄悄地改变这个国家，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决策。

虽然阅读节暂时没有设立，但并不能说我的推广没有起作用，它对于全民阅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深圳特区报：您的设想中把9月28日作为全民阅读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朱永新：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日，将孔子诞辰日设为国家阅读节的意义是多重的。首先，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奠基人是应该有纪念他的节日的。例如，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头像被印在1万日元上，还有莎士比亚也是如此。

其次，现在的“423世界读书日”的全称叫世界版权和图书日，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阅读节，而且它纪念的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与中国的关系没那么紧密。

更重要的是9月份也是一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在新学期开始遇上了一个阅读节，重视阅读，我觉得也特别好，同时9月是在秋天，也是个丰收的节日。

深圳特区报：现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碎片化阅读成了主流，对此您提出了“高铁阅读”的概念，提出让高铁不仅能订餐还能“订书”，“高铁阅读”如何落实，预期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朱永新：高铁阅读是我去年两会提的一个建议。因为当时我经常坐京沪高铁，车程一般五六个小时。我发现在车上很少看到人在读书，而在国外，哪怕在地铁上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阅读。

高铁从空间和距离来看是很适合阅读的。所以我希望把高铁变成中国的一个流动的图书馆，我专门去北京铁路总公司跟他们进行交流，铁路总公司跟我介绍说他们主要考虑铁路的承载量问题，因为书的重量和旅客的重量是相斥的，大量的书上高铁可能会影响承载量。

我觉得这不是个充分的理由，因为图书的分量毕竟是很有限的。另外，我觉得可以在整个铁路沿线做一个流动的图书馆，比如旅客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在站台或者候车室，通过手机借一本书，到站以后归还图书。甚至还可以通过读书累积积分，买票可以打折。它其实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公益项目。

■ 一座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城市

深圳特区报：这是您第几次来深圳？您能不能谈一谈您跟深圳的缘分？您对深圳的深刻印象？

朱永新：我已记不清是第几次了，每次到这里来都能感受到深圳的变化。我跟深圳的缘分很深，至少有20多年了，我在苏州担任副市长的时候，深圳就一直是苏州的合作和竞争的对象。深圳这些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活力应该说非常强，也有很多值得苏州学习的地方。我在苏州比较早地建立了苏州阅读节，深圳这些年在全民阅读方面应该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整个深圳的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全民阅读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前不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希望深圳还是应该去争取拿下“世界阅读之都”的称号。

深圳特区报：感谢你为深圳阅读提出宝贵意见，上期《理论周刊》专门刊登了你的文章《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您认为只要深圳人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前行，就会有着“世界图书之都”之实，而“世界图书之都”的称号，只是时间问题。这次您来深圳也是为全民阅读鼓与呼，您如何评价此次坪山图书馆大家书房活动？

朱永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活动。首先坪山图书馆邀请周国平先生来担任图书馆馆长是十分有远见的。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人脉的资源，能够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一些优质的资源。

我曾经说过，一个城市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客厅，它会让这个城市更有品位，更有气质，更风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也非常感谢坪山图书馆，感谢周国平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把我对教育的理解，对阅读的一些思考，能够跟深圳的市民朋友分享。 同时，我也希望深圳能真正成为一座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城市。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