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观玉在中英街“雷锋爱心义工之家”（辜晓进 摄）

陈观玉因长期助人为乐、大做好事善事而在深圳家喻户晓，在全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被人们亲切地尊为“活雷锋”。她也因此成为持续数十年的媒体红人。但我没想到的是，今年已80高龄的她，居然仍在义工岗位上坚持为民众服务。

15日下午3点半，当我到达沙头角中英街出入境的自助办证大厅门口时，陈观玉正和另两位义工在旁边的“中英街雷锋爱心义工之家”值班，热情解答过往游客和办证人员的问询。穿着义工红马甲的她，还是当年的发型，看上去面色红润，比我想象得年轻许多，言语也一如当年般热情。4点半，当大批跨境学童开始入境回到深圳时，她又赶紧加入“护学”的义工队伍，一字排开，接力棒式地帮助和看护着这些少人陪伴的孩子们，从入境出关走到200米开外等候着的家长那里。近年深圳跨境学童数量持续增长，每天在罗湖、皇岗、福田、深圳湾、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出入的学童已达3万余人。这些孩子的进出香港，一直牵动着数万家长的心绪。

陈观玉和其他义工为跨境学童“护学”中（辜晓进 摄）

我寒假期间为完成一本书查找历史资料时，看到1992年自己写的一篇报道，发表在当年10月10日的《深圳特区报》上，题为《一位“活雷锋”的奉献与困惑》。那是我在陈观玉位于中英街的家中和她深聊出来的文章。那年陈大姐53岁，我掰开手指一算，今年她不正好80岁了吗？当年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现在怎样了呢？于是决定去看望她。时隔27年，即便当年留下她的电话，号码也变了。所以我是在《深圳特区报》驻盐田记者站站长第五燕燕的帮助下，才联系上陈大姐的儿子李大成先生，进而有了昨天的拜访的。我对这些长期助人行善而毫无功利心的模范人物向来充满敬意。

陈观玉是在上世纪60年代学雷锋的高潮中，下定决心从自己做起、为他人服务的，这一坚持就是半个多世纪。早期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在六七十年代自家都难解决温饱问题的困难时期，长期义务照料着沙头角镇内的13位五保户，临过年时还把家中养的鸡杀了炖好，用13个碗分给那13位孤寡老人。就这样一直坚持到80年代这些老人相继去世。昨天下午，她当着儿子的面再次回忆这段往事时不由哽咽落泪，因为当时她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吃不到鸡，只能用手指蘸着锅底的残汤放嘴里吮吸。她是用手指比划着描述当年情景时落泪的，旁边的义工王四元赶紧递上纸巾。王四元看上去很年轻，但她说自己已经退休了，现在定期从盐田赶到这里做义工。

后来陈观玉的一次“发财”，则为她做好事提供了更大的物质保障，也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关注。那是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因很多人不理解而较难推进，政府便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带头。一向“听话要听党的话”的她，立即把自己的一点积蓄连同在英国的妹妹寄给她治病的钱全部换成了股票。1990年5月，她在几位干部劝说下将股票卖出，一下得到40多万元的巨款。谁知她当天晚上就和家人商议决定，将其中的20多万元分给沙头角镇的学校、医院、妇幼中心、部队等单位和一些困难户。余下的钱，后来也将其中的大部分陆续资助了来自各地的素不相识的求助者。

当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以《富起来的共产党员》为题报道她的事迹后，来自全国的求助信更是雪片般飞来。我当时是《深圳特区报》的责任编辑（报道陈观玉这类模范人物是要闻部记者的事），应《中国社会报》驻深圳记者站的记者黎怡岑邀请而陪同前往采访。聊到深处，我发现陈大姐在一片光鲜的报道背后，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困惑和苦衷。原来在伸手求援的人中，有相当一些人并不那么困难，更不是什么温饱问题。他们提出的是办户口、投资办厂、找工作以及亏损后“东山再起”等五花八门的要求。甚至有一位每月拿着180元薪水的干部因妻子与人私奔而希望大姐将他的6岁女儿“转让”给香港人作养女，以便自己多挣钱“重建家庭”。最离谱的是，有一位写一手好字的东北农民在两个月内连续写了好几封信，还发了快递和电报，十万火急地要陈大姐帮他“从绝路中拔出来”，具体包括一家三口人每人3000元的农转非资金，还要投资翻斗车，信中反复说“大姐救救我吧”，因为妻子已经和他反目。他最后竟不远数千里来沙头角找到陈观玉当面求助。好心的陈观玉明知他的要求不合理，却不顾当时母亲刚去世、女儿早产还在住院、自己身体也不好，不仅买了礼品给他，还给了他2600元资助“农转非”，又录了一盘磁带让他带回去给妻子听，劝说夫妻和好。

我当时翻看着陈大姐放在面前的一大纸箱来信，心里很不平静，觉得这是所有报道都不曾提及的新闻点，应该予以披露，以让社会理性对待这位“活雷锋”。于是便有了上述报道。这么多年来，中央媒体、省市媒体对陈观玉的报道应不下上千篇，但涉及她的困惑的报道，恐怕迄今仍只有我这篇。所以昨天见面时，大姐虽已不认识我，但我一提起这篇文章，她马上有了清晰的记忆。她说这篇报道非常独特，她当时就将报纸用塑封保护，一直留存至今。

1992年10月10日《深圳特区报》报道

1992年《人民日报》报道后部分来信（辜晓进 摄）

大成帮我办了通行证后，我和他及陈观玉、义工王四元女士一起进入中英街里的陈观玉家，继续攀谈。她还住在我当年采访时的旧房子，只不过外墙重新装潢和屋内墙壁装了瓷砖而看上去比当年亮堂许多。“外墙是政府花钱帮助修缮的”，陈大姐说。屋内她当年画的雷锋画像仍然处于主要位置，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画像、字画和照片，贴满三面墙，都和雷锋和做好事有关。其中一幅字是雷锋生前战友冷宽将军所书：山高水长（冷宽于海军政治部副主任位置退休）。大成说：“我母亲这样一直做好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早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得了癫痫病，是解放军救了她，所以她迄今感恩部队，感恩社会。”

谈话中得知，陈大姐这么多年仍然坚持行善助人。当年卖股票的40多万元早已花完，但她在中英街外还有一处宅基地上有一个三层楼房子，长年出租，成为她行善的主要资金来源，迄今总共资助出去200多万元。如今在陈大姐的榜样作用下，沙头角集聚了一个很大的义工群体。2015年，她因肠穿孔手术感染，先后在盐田区人民医院和深圳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因久治不愈而怀疑恶性肿瘤住进了癌症病房。所幸后来总算渐渐痊愈。2017年，刚恢复过来的她，自掏腰包发起成立了“深圳市观玉雷锋志愿服务协会”和我昨天看到的“义工之家”，同年10月在深圳市义工联注册了“雷锋义工队”。目前协会发展到700多人，下面建有两个微信群：一个是用于分工派活的“工作群”，另一个是协会交流群。

中英街办证大厅前的“雷锋爱心义工之家”（李大成 摄）

与陈观玉在义工之家合影（王四元 摄）

“义工之家”三义工。左起：侯雪銮，陈观玉，王四元（辜晓进 摄）

我随口引述当年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后的一段“语录”：“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由衷称赞陈大姐大半辈子坚持做好事之难能可贵。谁知她却笑着说，自己也做过坏事。我忙问“什么坏事”。原来，她和丈夫一直想积蓄一笔钱去建一个希望小学，还想建一个“好人博物馆”，却因“千金散尽”而总是难以如愿。2006年来了一个人，说可以帮她了却心愿，即用一笔钱去投资，可以赚数倍，以创造条件做更多的好事。结果那人拿了她40万元便消失了，后按名片上的单位、地址、电话联系，均查无此人。“我把那么多本来可以助人的钱给了坏人，不是干了坏事吗？”陈观玉沮丧地说。

陈观玉向本文作者赠送自己的手绘本（李大成 摄）

在陈观玉家合影，左起：李大成，陈观玉，辜晓进（王四元 摄）

陈观玉家中墙壁上的字画。下图右字为雷锋生前战友冷宽将军赠送（辜晓进 摄）

陈观玉仍住在当年的三层楼房里，只是外部重新装修后我已认不得（辜晓进 摄）

我问起她先生的情况。她说，先生李桂胜已于2013年中风去世，享年83岁。陈大姐说她当时悲痛得恨不能也去死，因为这么多年，丈夫对她所做的一切都默默支持，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她的人。丈夫一直在沙头角镇的一所学校当老师，陈观玉当年是他的学生。“我身体不好，长得也不漂亮，还到处去帮别人而较少顾家。所以曾经怕他不要我了，谁知他一直不离不弃，”她说。丈夫始终是她做好事的最大支持者，退休后每天帮助陈观玉处理大量来信，还自己拿出钱去资助困难者。我问大成：“难道你妈妈这么大把花钱帮助陌生人，你们就一点意见也没有吗？”大成回答：“我们家一直是这个传统，从我出生开始就这样，所以也没觉得太反常。”事实上，大成现在也利用周末做义工，和母亲在同一个协会里。陈大姐则反复强调，离开丈夫和家人的支持，她什么也做不成。

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来的媒体报道里，是不是有一个可怕的疏忽？人们只知陈观玉而不知李桂胜，而李桂胜及一双儿女为社会做出的巨大牺牲，同样难以想象啊。李桂胜生前应得到更多的社会尊敬才是。我向大姐母子坦承，如果我家里有大姐这样的人，我是很难这样长期支持下去的。义工王四元也承认自己做不到。可见陈观玉的奉献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工薪家庭长期以来的整体奉献，是她家中每个成员义无反顾的坚持不懈，是助人行善如基因般的家族传承。

陈大姐现在除了因病不能外出，其余几乎每天都去义工站做义工。义工协会的工作量很大，大家轮流值班，仅中英街口岸平时每天要20多人，周末因上万游客的出入而要增加几倍人手。他们还去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做义工。而大姐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除了右腿有些不便而需要拐棍外，总体上比我想象得好多了。问及原因，她说，每天和这么多的奉献者在一起，高高兴兴做好事，满满正能量，心情好，所以身体好。

陈观玉和李大成（右）、王四元走在中英街上（辜晓进 摄）

部分义工在中英街入境口台阶合影（王四元 提供）

编辑 黄小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