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犹如一条巨龙,串联11个省市组成长江经济带,撑起中国经济“脊梁”。
傲然挺立的龙头,是长三角。
2020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的第一个完整年份。尽管疫情肆虐,但长三角各省市在生态建设、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仍取得耀眼的成绩。进入今年,“十四五”刚刚开局,一系列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动作就从这里密集而有序地破茧而出。
长三角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很多招数和思路,都给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有益的借鉴。
包袱变财富
这样的生态样板在哪里都是宝
长三角是我国工业化、农业化都高度发达的区域,也曾经是生态恶化较典型的地区。但经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一幅蓝天、碧水、净土的优美画卷已徐徐展开。
徐州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该市将生态包袱化为生态资源,通过对采煤塌陷区、工矿废弃地和采石宕口实施生态修复,大幅提高绿化覆盖率。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原是徐州面积最大、沉降最严重的采煤塌陷地,现在湖水清澈、树繁叶茂、风景如画。
丽水是全国第一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经过两年多探索,现已形成一套较完备的制度体系,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好山好水好空气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南通担起“长江大保护”的责任,提出“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生态保”的目标。南通五山及沿江地区经过五六年改造,由脏乱差、污染严重的工厂码头,变为令人流连忘返的绿色公园。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称其“沧桑巨变”。这里也成为江苏打造长江生态岸线特色示范段的成功案例,而这样的特色示范段,江苏已打造出二十个。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是以法治的力量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是由行政驱动进入全面法治化。长江流域的经济活动有了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成长春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长三角正在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样板区,未来,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依然是各省市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的实招、硬招。
“十四五”期间,一批扎实具体的新政策、新项目将为这个样板区增添新的亮色。
长三角各省市在生态建设领域的这些探索和实践,给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深刻的启迪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同样面临生态负荷重、环境承压大的难题。丽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徐州的包袱变财富、苏州的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等,都值得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借鉴。
当然,生态保护是一个跨地域的系统工程,仅仅“自扫门前雪”是远远不够的。成长春特别介绍了安徽、浙江两省的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这一创新案例。两省在新安江流域实施生态补偿试点,开创全国先河。在刚结束的2018-2020年第三轮试点期,两省每年各出资2亿元,当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下游的浙江支付给安徽2亿元;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上游的安徽支付给浙江2亿元。这个机制很好地解决了上下游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保护水资源“有功”的上游可得到合理补偿。“这种跨区域的生态保护,解决了矛盾,协调了区域发展,形成了共赢。”成长春认为,这种改革探索在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都具有借鉴推广的价值。
有形无形“断头路”都打通
这样的一体化才是高质量的
“一极三区一高地”是长三角的战略定位,即把长三角建设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围绕这样的战略定位,长三角各地纷纷打造特色项目。
上海率先发力。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王华杰表示,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到2025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基本建成;到2035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全面建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既是综合交通枢纽,更是以创新型、服务型、开放型、总部型、流量型“五型经济”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枢纽。
江苏以“强富美高”为统揽,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美丽江苏、社会文明和改革开放六方面,形成2025年的主要目标安排,设置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等5大类28个主要指标。
浙江谋划“十四五”推出重大项目245个左右,着重聚焦有特色有优势的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并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效的生态农业。
安徽谋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实现新的大进展,提出全面与沪苏浙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对接,全省域与沪苏浙一体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正置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科学谋划,稳步推进。成长春认为,长三角系统推进方面的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学习。
他举例说,多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设立了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采取轮值办法,每年由一个省(市)作为轮值方主办会议,设立了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等多个重点合作专题。“每年定项目,定时间表,相互观摩、相互促进,各省市之间打通有形的医疗交通和无形的体制机制等‘断头路’,实实在在做事情。”
环视大湾区,尽管近年来在打通交通路网这些有形的“断头路”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但在医疗保障等部分有形领域、体制机制等更广泛的无形领域,仍存不少“断头路”。大湾区各城市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人口规模的差距明显比长三角大,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打通更多“断头路”显得更为重要,这样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才能更多、更好地享受相对发达地区“外溢”的发展成果及福祉。否则,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协调发展,更遑论高质量发展。
设立权威执行力强协调机构
这样的区域更易实现协调发展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合力组成长江经济带“龙头”,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决心和共识。
上海在建设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程中,目前正稳健地从框架体系形成,转向核心功能提升。今年,硬X射线、上海光源二期、海底科学观测网、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等一批大科学设施建设将取得重大进展。同时,李政道研究所、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等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正加快发展,围绕科技创新策源,开展前沿技术研究。
浙江提出了到2025年初步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目标,围绕打造三大科创高地,加快建设5G及绿色数据中心等一批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布局高水平的省级实验室及一批大科学装置。
江苏“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支持南京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等,布局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包括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南京)等。
安徽将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的更大增强作为“十四五”重要目标,提出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并争先进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高新技术企业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创新指标明显上升,一批前瞻性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人才强省基本建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专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协调发展,产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体制机制的创新方面。大湾区存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造成的制度差异,各城市间发展水平、经济与人口规模差距巨大,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绕不过去的坎儿,必须面对。这种情况,尤其需要在制度安排及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其中,设立一个高度权威、执行力强的区域协调机构显得至关重要。
不妨看看长三角的实践和经验。2018年,长三角成立了区域合作办公室,负责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和机制完善等各项工作。它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空间约束,促进区域更有效率的合作、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各项举措因此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积极协调建立三省一市疫情防控机制,实现了三省一市信息互通、互认和共享,战疫成效突出。这一实践表明,设立高度权威的区域协调机构是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
(原题为《长三角 下好一体化这盘棋》)
见习编辑 连博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张雪松 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