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是以开放、乐观的态度对待互联网的，并认为这是新时代的入口。在这种趋势下，国际上形成了信息全球化的盛景。随着中美关系全面下滑，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高维呈现。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各国政府也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信息全球化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技术乐观主义中形成的一种积极趋势。信息全球化主要集中于互联网与移动通讯领域，呈明显的文化属性，但又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存在着密切联系，是一个复合的全球化综合体。与其他维度的全球化相比，信息全球化主张自由化、去中心化，甚至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信息化技术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第三次浪潮有两个阶段：一是数字阶段，二是生物学和信息技术的融合阶段。目前，我们正处于数字阶段，并准备实现第二个阶段的跨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改变了人类沟通、对话的方式，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麦克卢汉吃惊于电子媒介对人类带来的巨大震撼，大胆地预言信息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也就是说，“地球村”将在网络技术的缔造下成为现实。曼纽尔?卡斯特宣布，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深度融合，实现了网络社会的“重建”，工业社会进化为了信息社会。

1996年2月8日，第一代互联网产业领袖约翰?佩里?巴洛发表了著名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宣言中说，“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这个宣言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互联网从业者的业务准则。

全球化浪潮深刻影响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冷战后时代的两大主题。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也在考虑一种未来生活的方式，就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在这种带有浓厚未来色彩的构想，令现实主义看重的禀赋——比如地理、资源、人口等因素变得没那么重要。在这种氛围下，国家之间主张以“合作与对话”替代此前的“冲突与对抗”，寻找双边关系之中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内层面，互联网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新突破。民间的互联网舆论场体现为强烈的精英导向。由于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观点，很多学者为其赋予了“公共领域”的美好想象：没有限制出入的门槛，没有权威的中央管理，没有身份背景的差异，没有信息自由交换的限制。有一种信息乌托邦的观点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个超越现实社会政治、并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舆论力量改造现实社会政治的公共讨论平台。同时，网络意见是相对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等精英统治话语的“公意”，它代表了民众的诉求，互联网言论的放开将带来整个社会的民主进步。以上的全球背景，构建了几十年来信息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作为年轻学科的传播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信息全球化的背景发展而来，强调信息的公开、透明、自由地流动。在国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政治统帅新闻”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新闻的独立性、客观性原则也将在这个时代受到巨大的挑战。这也意味着，诞生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在这个时代中，将会面临更加深刻的挑战。

（作者马立明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访问学者）

编辑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