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刑的适当比例

轻罪不能重罚，重罪不能轻罚，刑事处罚的轻重失当，不仅不公正，还会影响到社会中的犯罪行为，犯罪者看到轻罪也会遭到重罚，干脆就犯下重罪，此时，最苦是受害人。

记得在当年本科的课堂上，老师引述了《论法的精神》里的话来讲古中国和古俄罗斯的差别，就是讲古中国区分了抢劫和杀人，抢劫又杀人的重处凌迟，只抢劫的则惩罚不及凌迟，故中国的抢劫者一般不杀人；古俄罗斯法律不做区分，故抢劫者往往杀人。后来读《论法的精神》看到这一段时，不免欣慰。这段话清楚不过地阐明了孟德斯鸠的看法：轻罪不能重罚，重罪不能轻罚，刑事处罚的轻重失当，不仅不公正，还会影响到社会中的犯罪行为，犯罪者看到轻罪也会遭到重罚，干脆就犯下重罪，此时，最苦是受害人。

道理非常清晰，但是当政者就不一定这样想。当政者为何不这样想？因为他只看到开头，却看不到结尾。第一个开头是，他认为重罚足以抑制犯罪，所以将轻罪者重处，就能震慑社会上未犯罪的人；第二个开头是，他认为犯罪者既然犯罪，已然伤天害理，不重处何以当得上公正二字？然而他看不到的结尾就是孟德斯鸠所讲的古俄罗斯的样子：他的重罚政策启示了犯罪者：干脆干一票大的好了，反正都是掉脑袋。于是，这样一位当政者就将看到一种恶性循环：他“下手”越重，犯罪者“下手”也越重。

我们常说戾气很重，犯罪者“下手”越来越重，当属典型的戾气很重，社会由此形成一片恐慌。可是，从历史来看，被我们忽视的戾气很重，还包括那些历史上的当政者，当他们一味地试图以重典治乱世时，重典加剧犯罪者行为失当，实际上，这也算是一种戾气。后者的戾气当然是出于治理上的善意，然而，缺乏治理之科学、立法和司法之科学的善意，或许也会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

犯罪与刑法是一门治理科学，越精密的社会，有关犯罪的规定越精密，而有关刑罚的文本规定和诉讼程序也越细致。而在较早的社会中，也一定有着最基本的犯罪之规定。佛门十善倡导：“不杀生，不偷盗”，摩西十诫则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我们可以看到，不杀人和不偷盗，就是双方的共识，也是社会运转的基础。

其实，不杀人和不偷盗，此种对于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并不是时刻处在惩罚的威慑之下。社会约束这种基础型犯罪，不完全靠的是惩罚，而往往在于营造一种氛围。在一个素质较高的社会，一般人很难生发所谓杀人和偷盗的念头，产生这种念头时会有一种罪恶感，这就是社会营造了自律的甚至于超越于自律的道德氛围。而即使是在有相当惩罚的情况下，人们不仅畏惧惩罚，更畏惧惩罚带给自己和自己的亲友的那种拖累，畏惧那种被追责的恐惧感，畏惧刑事责任本身。所以，类似杀人和偷盗的这种基础型的犯罪，当其发生时，相当多的情况，一是发生在本身有相当暴力倾向和反社会倾向的人身上，二是发生在有一定原因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其状态是冷静还是紧张的，其内心都无疑是惶恐的。尤其是对于前一种人来说，此种人在任何社会都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将犯罪率降为零，他们身上的反社会倾向，促使他们总是在有限的犯罪空间里扩大他们的犯罪成果，于是，杀人的可能继续杀人，偷盗的可能继续偷盗。事实上，自古以来，治理犯罪的一大难题也就发生在这样一群人的身上。孟德斯鸠的智慧建言，很大程度上指向这一类的犯罪，所以他反复讲抢劫杀人的不同情况，指向的不仅在于基本的法治文明，也指向所有的可能想要采取重罚措施的情况不一的当政者。

自然，还有一类犯罪是针对当政者的冒犯，孟德斯鸠举例说：“70个人阴谋反对巴吉尔皇帝，皇帝命令鞭打他们，烧他们的头发和胡子。有一天，一只牡鹿的角勾住了皇帝的腰带，他的一位随从拔剑割开腰带救了他。他命令斩这位随从的头。”这种情况，倒是与轻罪重罚的指向社会上的犯罪者的治理不同，而是展现了巴吉尔皇帝的任意性。任意当然更是刑事法科学之敌，因为任意之下，民众更加手足无措。

实习编辑 黄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