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萌芽》杂志迈入第60个年头。7月号的《萌芽》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144页。特刊收入了1981年巴金为《萌芽》复刊所写的寄语，在巴老看来“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是年轻作家的方向。巴老在30多年前对年轻作家的期待，即便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忙于拍电影的韩寒也为此次的特刊写了篇短文，文中他提起几个月前回到巨鹿路上海作协时的情景：“我走上楼，站在几万封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来稿边，恍若隔世。我觉得每一封信后面都有一个我少年时那样的人，等着自己的文字闪光。”

7月号的《萌芽》

《萌芽》复刊，主编同志要我讲几句话。倘使我没有记错，《萌芽》创刊时我曾写过短文表示我的祝贺和期望，但现在不需要我出来讲什么了。前些时候我的家乡成都要创刊一种叫做《青年作家》的杂志，有人来向我征求意见。我说，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作家，现在并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缓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头。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但是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我不大喜欢“培养”、“接班”这一类字眼，我也不喜欢“老作家”这样的称呼。在国外好像没有人用这种称呼。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既然称“老”，不管是“衰老”，还是“老朽”，都得退休。所以有人抱怨“老”作家霸占着席位，新作家起不来。还有人抱怨“老”作家不肯带徒弟培养新人。我看问题还是出在“老”字上。我建议取消这顶帽子。我们生活在九亿人口的大国，就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作家，空着的席位多得很，谈不到谁霸占谁的席位。只要读者接受你的作品，你就可以大步走进“文坛”，那么多的空席位任你挑选。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这样想。

我也不赞成“带徒弟”的说法。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是在生活中间锻炼成长的，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别人不能代替他感受，也不能替他出主意怎样下笔。别人能替作者改动的只是错别字和文法不通顺的字句。

这种事情文学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做得比“老”作家更好。拿我来说吧，我一九二八年从法国把第一部小说《灭亡》寄给上海朋友，原稿上还有些别字。我并不认识叶圣陶同志，更没有想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圣陶同志把我的小说拿去发表，绝不是看上了那些错别字，而是为了小说的内容，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我当时还不能驾驭文字，也不想“进入”文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学家”，我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客串”。但是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我只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凡是对我写作有用的我都学。我学会了少写别字，少说废话。

巴金

我没有才华，也不会玩弄技巧，我写作一方面靠辛勤劳动，另一方面靠生活中的爱憎。我希望我的文章起较大的作用，打动更多人的心，我尽全力把故事讲得好一些，感情倾注得多一些，用自己的真实感情去感动别人。我不喜欢那些浓装艳抹、忸怩作态、编造故事、散布谎言的文学作品。

我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可能有脱离内容的技巧。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表现手法，这是从他的创作经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也读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例如《悲惨世界》和《复活》)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我因为自认为是一个“客串”，精神上没有包袱，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写，不必管有没有“文学腔”。

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话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不能找别人帮忙，请别人“培养”。我听见有些年轻人说：“我想写，写不出来。”自己写不出来，别人也无法代写，反正写得出的人不会少。全国有一百几十种文艺刊物，它们需要稿子。

前两个月我遇见一位青年作家，她说她在农村插队九年，有很多话要说，她一定要写出来。她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她还准备写出更多的。这样的青年作家我见过好几个，我知道他们的数目不少，各省市都有。他们有生活，有爱憎，有话要说，有精力从事创作劳动，不让他们写也不行。读者需要他们。他们是正在生长、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们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他们向读者交出整个的心。他们是靠作品而存在，而战斗，而成长。他们将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勇往直前。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热诚地欢迎他们，也甘心让他们把我抛在后头。

来源 凤凰网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