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中从不中立从未缺位

抗战时期，基于葡萄牙的中立政策，澳葡政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宣称中立，日军因而没有占领澳门，澳门也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军事冲突。所以，“澳门中立”“澳门没有抗战”成为世人对战时澳门历史的传统认知。然而随着近年大量中葡英多语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相关著作问世，揭示历史真相并非如此，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澳门华人社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从未中立，也从未缺位。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澳门同胞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凭借澳门特殊的国际舞台环境，通过持续不断、形式多样的救亡活动，书写了澳门“孤岛”华人抗战的壮丽画卷。

共赴国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当月，澳门粤华、崇实、尚志等中学，宏汉、镜湖、孔教、蔡高等小学纷纷举行周会、时事会，向学生宣讲事变真相。宏汉小学校长郑榖诒写了一篇《宏汉全体学生致义勇军书》，爱国情绪激昂，铿锵有力，全校学生均能背诵。9月27日，澳门镜湖医院、同善堂、澳门商会、澳门教育会四大社团发起成立“阖澳华侨筹赈东北兵灾慈善会”，掀起抗日救国热潮，各界踊跃捐款，支援东北马占山部队抗日，赈济兵灾地区。阖澳华侨筹赈东北兵灾慈善会成立后，即以大会名义致电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表示捐输兵灾救国的决心：“孤军救国，气壮山河，国事可为人心未死，等侨居海外与国内人民地位自属绍殊，因念赈灾善举，万国赞同，即日由阖澳华侨筹赈东北兵灾筹赈会名义，在澳湾仔广善堂召集大会，捐输踊跃，尽极一时之盛，尚祈抚循疮痍，慰兹士庶。”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生活在澳门的华人以实际行动显示，这座珠江口西岸的中国领土城市从未脱离过民族命运共同体。在日军封锁华南的严峻形势下，澳门凭借其政治身份与地理优势，形成了“表面中立、实质参与”的抗战形态。有很多澳门同胞直接回国参战，驰骋在战火弥漫的抗日战场。1937年，镜湖医院值理会议决定成立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公推徐伟卿为团长，柯麟为训练部长，暂借镜湖医院一部分为该团办事处，前后两期共招收学员100多人，以训练青年人员，组织救护队，征集救伤药物。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天，“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任命廖锦涛为团长，澳门教师、学生、工人、职员等踊跃报名参加服务团，其中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3岁。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先后组成十一个队，共160多人，前往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中山五桂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有大批澳门青年奔赴五桂山参加抗日，如李成俊曾率领总理纪念中学、培正中学、中德中学、濠江中学、行易中学和镜湖医院护士学校等10多名男女青年投奔到五桂山游击根据地，担任各种工作。澳门青年林锋1939年5月到广东参加游击队，曾任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大队长。镜湖医院曾先后派出5位护士到五桂山游击区，1位到东江纵队为伤员服务。活跃在五桂山一带的游击队有时秘密地把伤员送到镜湖医院治疗，曾得到中共党员柯麟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安全保护，还给游击队购置输送医疗器材和药品等。

柯麟藉担任镜湖医院医师的身份，将镜湖医院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重要交通站。1941年香港沦陷后，夏衍、范长江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经澳门安全撤离。

日军虽然没有占领澳门，澳门地区不是战场，但很多澳门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期，毅然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共赴国难。

物资流通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日军对珠江水域实施严密封锁，香港与内地的陆海交通全面中断。以往香港的物资主要通过珠江航线以及广九铁路向内地实现输送，但是以上两大输入途径的切断，以及海上航线仅允许非华籍船只通行的战时环境下，使得连接香港与澳门的交通线成为华南少数能保证畅通的物资命脉，澳门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中转站。抗战中后期，随着香港的沦陷，澳门还承接了一部分珠三角地区通往广州湾的航运资源。

正是因为战事压迫下独特的地理特征与地缘优势，澳门通过岐关车路陆运网路及联通四邑地区的密集内河水道，承担起关键的战略中转职能。澳葡政府虽受制于日本压力维持表面中立，但民间商贸体系依然维持有限制的运作。

随着广州、香港等华南重镇相继沦陷，澳门不仅成为突破海上封锁的战略通道，更承担起接收数十万难民的人道使命。

难民救助

难民潮的流动路径与物资运输线高度重合，因澳门在日军封锁前对华人的出入境基本没有限制，每当澳门周边县市发生战事，便会有大批难民沿上述的物资运输线路来到澳门避难，当战火平息后，部分难民会选择沿原路返回家乡，这种在特定水陆交通线上往返的特殊人口迁徙现象在抗战时期十分普遍。但是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因无家可归而选择留在澳门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

1938年广州陷落后，首批超过10万难民通过西江内河航运及岐关车路陆路涌入澳门；至1941年香港沦陷时，日军实施的强制疏散政策驱使约15万香港难民渡海来澳，导致澳门人口从战前15万飙升至37万。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人口压力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活成本上升，但依托葡萄牙的“中立”身份所形成的政治屏障，澳门成为了华南地区唯一免于战火的安全区，这种特殊地位促使大量民众选择以高昂生存成本换取安全保障。澳门为收容难民，自身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生活其中的澳门同胞，依然倾尽全力，参与各种赈济工作。

后方支援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爱国进步团体、澳门工商界上层人士的主导和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动员和参与下，澳门支援抗战与救亡图存的运动，以“共拯我被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宗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澳门民间社团组织如澳门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中华教育会、澳门华侨联合会，以及新生社团或慈善组织如澳门四界救灾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广东国防公债总会澳门分会、阖澳华侨赈济会、澳侨协助难民回乡会、澳门学生赈济会、澳门记者联会等，都为澳门支援抗战和救亡图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学术、体育、音乐和戏剧界为代表的“四界救灾会”在柿山孔教学校举行成立大会，汇集澳门当时各方面的青年爱国力量，投入抗日赈济救亡工作。国家危难关头，学生组织也动员起来。例如1939年暑假，培正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暴风剧社暑假流动宣传团”和“培正中学暑假流动演剧宣传队”，到中山等乡村宣传抗日。澳门依托西江水系构建了辐射华南战区的后方支援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有组织的青年参战体系。整个抗战时期，澳门的青年人都有着极强的自驱力走上前线，这种自驱力来源于澳门独特的战时教育体系：首先是大量学校的南迁，七七事变后，日军便开始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行动，广州、中山、江门等地时常遭受飞机轰炸，部分学校开始南迁至香港、澳门办学以躲避战火。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南迁澳门的学校数量更多。随着这批学校南迁的爱国教师众多，直接推动了澳门的爱国教育风潮。其次，澳门的爱国救灾社会活动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参与，通过参与这些社会活动，部分青年人建立了救国的精神认知，再加上校园内组建的进步团体中的互相感染，鼓动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奔赴前线。医疗后送体系构成另一重要支柱。镜湖医院在承担日常难民救治的同时，还参与了前线伤患的救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以其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地域，承担了远超承载能力的历史重任。澳门实质性地参与了全民族抗战，其“中立”表象下的积极作为，深刻体现了澳门同胞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了葡萄牙殖民管治的政治框架，形成基于文化根脉与民族大义的共同体意识。

澳门华人抗战“不中立、不缺位”的历史真相，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14年时间，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与特色。二是形式多样，通过救亡宣传、购买救国公债、义演义卖募款、购买药物输送前线、组建救护队与救护团、青年奔赴前线杀敌、收容难民难童、赠医施药施粥施衣、筹款协助难民回乡等方式支持祖国抗战。三是华人社会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澳门商会、镜湖医院与同善堂的领袖与华人精英，文教界名流及澳门本地与外来各学校的师生，华人社会各阶层民众等，积极响应抗战救亡号召，不分贫富贵贱，不管能力大小，通过出钱捐物积极参与抗战救亡运动，汇成了南陲“孤岛”全民抗战的局面。

（作者为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编辑刘彦审读吴剑林二审王雯三审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