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色彩里的中国史，“美读之镜”特讲聚焦《中兴瑞应图》

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记者 梁瑛

宋代皇帝的龙袍为什么是红色的？百官官服为什么以紫为贵？古代人物画中的服饰色彩揭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6月14日，“美读之镜”2025年特讲在关山月美术馆开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陈彦青以《中兴瑞应图》为切口，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艺术史讲座。

不同于传统艺术鉴赏中对构图、笔法的聚焦，陈彦青独辟蹊径，从色彩这一视觉元素入手，揭示了中国古代绘画中隐藏的政治密码与社会伦理。他指出：“中国传统图像表达中的色彩，从未仅仅只是因为或者根据视觉感觉而发生，而是承载着某种理想的建构，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的博弈，可以说其背后隐藏着一部色彩的中国史。”

国色密码，从赤袍到黄袍的色彩指向

本次讲座从《中兴瑞应图》着手。南宋开国皇帝赵构在靖康二年，金军掳掠北宋徽宗、钦宗等北去后，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东南）即位，改元建炎，旧史称赵构即位为“建炎中兴”。在对金主战主和的纷争政局中，因为非正常继位，赵构刻意宣传自己是顺应天意的真命天子，借以巩固皇位。于是便有了信臣曹勋编写的“瑞应故事”，《中兴瑞应图》就是据此故事绘制的图画长卷。陈彦青表示，《中兴瑞应图》的绘制首先是一个国家工程，这套图里面，色彩的表达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讲座通过对比萧照的“十二段本”“六段本”《中兴瑞应图》和李嵩的“四段本”《中兴瑞应图》的色彩差异，深入探究了复杂的中国传统色彩的意义所在。陈彦青指出，萧照《中兴瑞应图》中反复出现的赤色绝非偶然——作为五行中“火”的象征，赤色承接北宋“火德”，暗含“天命转移”的政治隐喻。从描述宋高宗出生的第一幅“诞育金光”中的红色襁褓和一室红光，到第十二幅“脱袍见梦”中的绯色皇袍的传承，《中兴瑞应图》形成了一个色彩叙事的完整闭环。图像中的中国色彩的历史、社会、政治与理想建构手段，也由此展开。

陈彦青强调，色彩是国家的符号，也是人的某种符号，同时它涉及到集体和个体问题。与萧照版本的赤色不同，李嵩版《中兴瑞应图》中，赵构身着黄袍，陈彦青认为，这一色彩符号目的可能指向“黄袍加身”，即意在宋高祖肇创王朝之“功”的个人符号，而萧照版的“绯袍”，色彩符号目的可能指向王朝正统，即意在强调北宋·南宋一体延续。不同色彩选择折射出画家对政权合法性的不同诠释维度。

五德终始：色彩博弈中的正统之争

中国古代色彩有着严谨的系统，包含了中国五行观念，被具体地表达为“天地玄黄——东青木·南赤火·中黄土·西白金·北黑水”的宇宙模型。中国古代王朝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法来进行国家色彩的设计，即所谓“五德终始”，“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色”白青黑赤黄，轮转更替，每一“行”代表了一个天命所归的正统王朝，因此，可根据五德规律，判断下一个朝代的“行”与“色”，如秦朝的水德服黑，黑即秦之国色。这一套国家色彩方案，最早出现于战国前后，而用色彩代表朝代国家则更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那时的人们认为，夏朝是黑色的，商朝是白色的，周朝是赤色的。

  中国色彩系统的运行机制极其复杂，而这种复杂化正是中国传统色彩的意义所在。到了魏晋南朝北朝时期，国家色彩在不断的变化，其实都是争夺正统性的一个手段。通过对比《中兴瑞应图》与《大驾卤簿图》等宋代绘画，陈彦青揭示了色彩在历史书写中的特殊地位。他特别指出《中兴瑞应图》中“射中白兔”场景的深层含义：白色在五行中属金，暗喻北方金国，而赵构射中白兔则象征南宋对金朝的压制。这种将政治博弈转化为色彩对抗的手法，生动展现了南宋初期国家宣传传播层面的一种策略。

除了国家层面之外，色彩在中国古代也体现着强烈的社会等级差异，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服装的色彩上。比如紫衣是中国古代官员服饰里面最高等级的色彩，这是从唐代开始的传统。陈彦青介绍，官员服色的细化和明确是从唐太宗开始，贞观四年，唐太宗颁布《定三品至九品服色诏》，自此有了紫绯绿青的官员服装色彩，在唐代《学士图》中，可以看到这四种色彩。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在强调色彩是有等级的。而宋代绘画中众多的色彩符号，无疑成为今天的观众理解古代社会的密钥。

图像证史，透视色彩背后的历史真实

色彩何以证史？陈彦青认为，不同版本的《中兴瑞应图》，从中都能看到作为国家工程的色彩表达，而这些色彩符号背后，有中国传统色彩观念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联系和表现，它是目的性产物，是意义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符号。

中国古代叙事性图像的色彩，大多是意义清晰明确的观念符号表达，是“写实”的。《中兴瑞应图》的色彩表达闭环表现出艺术家（设计师）强烈的动机和目的手段，而背后，则是两宋时期国家的意志、理想建构。

陈彦青长期从事色彩学的研究，讲座的最后，主办方向观众推荐了他的著作《故色中华·中国色彩十二题》，为试图深入探究这一课题的观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献。

（本文图片由关山月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