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政观察 | 专访郑永年：深圳要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9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揭牌，该校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出任首任院长。郑永年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不久前受邀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以“研究世界、探索前路、体认天理、经世治平”为理念，致力于打造一个立足深圳、放眼全球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思想重镇与政策研究型智库，为区域及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及时的、富有预见性的政策分析，培养具有国家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并在粤港澳大湾区、南方共同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海洋经济、国际战略和外交以及全球发展等研究领域成为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在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成立前夕，郑永年教授以独到见解，就深圳未来的使命、发展方向和升级路径等问题接受了小政专访。

深圳要有使命感、压力感、危机感

拼命往前冲

小政：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请问，深圳如何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当好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和实干家？

郑永年：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对深圳的定位是什么。40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中国的一个一线城市，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成绩有目共睹。我对深圳关注非常多。实际上，深圳的发展，不仅仅是深圳本身的发展，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划。

深圳从一开始就是一座使命性的城市。40年前建立经济特区，就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规划深圳的。所以我们不能光看深圳本身下一步怎么走，更要看国家下一步怎么走。同时，深圳过去的40年，也是全球化的40年。所以深圳的发展不仅仅是内部的发展，更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

可以说，深圳40年的发展是全球化40年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城市内部发展上，更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这也使得深圳成为中国那么多城市里面最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

那么如何面向未来？深圳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国家发展的使命，深圳是一个使命性的城市，那么下一步发展，从国家层面，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新时代“三步走”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圳的发展就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先行一步。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深圳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国际大背景。前40年，西方的技术我们应用就行了。现在，国际环境变化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给我们技术了。

特别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更是被有意针对和打压。我们怎么样从应用转到原创，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的话，那么下面的路就很难走了。

而成就越大，应当承担的责任越大。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一个城市也一样。比起40年前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白手起家，深圳下一步发展的条件，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条件，都要好得多得多。

但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更大，深圳要有使命感、压力感甚至危机感，这样才有巨大的动力推着自己拼命往前冲。如果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了，深圳往后的发展就了不得了。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小政：8月18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一周年之际，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您获聘成为首批13位特约研究员之一。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它对深圳的未来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郑永年：深圳不仅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还要加入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现在叫“双区驱动”，二者不可分开，都是从我们国家的宏观发展需要定位的。推进“双区”建设，要有大局意识，要有思想解放。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要为国家做一件大事，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先行示范区建设，除了经济发展，还有制度创新。因为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显著特点，制度、法规、规则、政策存在较大差异。

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从制度融合与创新的角度来看，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理应在推动制度创新上有更大作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路探路。

当前，国际环境变化了，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

为了积极应对挑战，中央提出了“双循环”。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内部消费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很大比重，但这并不是说外循环不重要，像深圳这样的经济外向型城市，下一步发展还是要以外循环为主。

面向世界，我们还是要请进来、走出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首先是海外华人的资本流入，然后是西方的资本流入，这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对环保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那些低附加值的、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的资本，现在很少能找到空间了。

外资不仅仅是一个资本的概念，外资跟技术、人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很多外资进来，需要吸引、留住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尤其是优质人才。

如何做到？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东京湾区，都是世界级经济平台。三大世界级湾区所在的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各种困难或危机，但优质的资本、技术、人才还是留在湾区里面，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要升级，升级成一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在大湾区内部，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有基础、有条件打造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得全世界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都想来，来了以后不想走也走不掉。这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在这样的平台效应下，有利于深圳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优质创新资源，为建设先行示范区服务。

优质的资源最看重的，就是平台是否广阔、配套是否优质。相较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现在欠缺的在“软件”方面。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归根结底要靠人才。

为什么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够成为比较优质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就是因为能培育、吸引大量的人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好像院士才是人才。其实不是这样的，农民工里面也有人才，深圳现在还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我们的人才观要改变。人才不能分高端低端，有用的人才都是人才，都是平等的人才。

人才需要很好的软环境支持，比如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等，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软实力。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有多高，它的发展程度就有多高。就子女教育而言，从幼儿园到高中，国际化很重要。世界上的好大学多的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都可以去考。但是本地有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国际化的学院，才是人才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要注重人才的具体需求，并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实验室就够了。

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可以“港湾联动”

小政：您觉得深圳处在粤港澳大湾区要怎么做才能不断增强核心引擎功能？

郑永年：大湾区不能只顾自己发展，也要突出辐射作用，把其他地方带动起来，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南方共同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一个连接点。把这篇文章做好了，对整个经济发展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可以考虑“港湾联动”，形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覆盖完整的产业链，既有附加值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的产业生态，既有市场空间也有足够人口，联动起来加速国内大循环，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国际大循环，从而具有极大抗风险能力。甚至还可以考虑向北延伸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贸港三大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更大市场空间的联动让国内大循环更有效率。

开放是什么？开放是一种规则，开放是一种精神。有效的对接，有效的联动，非常重要。而当每一个开放的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又不一样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开放名义下的封闭，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在开放上面临的情况，所以强调互联互通、有效对接，就是要追求一个规则上的统一。

只有在规则统一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走向开放。不仅仅是广东省内，国家好多开放的试点、开放的区域，都要打通互动起来，不要地方主义的开放，才能形成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开放。

物理意义上互联互通没有问题，关键是规则制度层面的开放。为什么欧盟比较有效，因为它的规则是统一的。欧盟二十几个国家能互联互通，我们一国里面的三个地方为什么不能互联互通？还是有很多可以攻克可以做的。

面对“卡脖子” 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

小政：您刚刚说中国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应用型的大国，但它不是一个创新型的大国，面临高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深圳应在哪些方面重点突破？“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郑永年：中国是个应用大国，还不算一个创新大国。即使深圳是目前中国最为发达的创新型城市，但很多创新还是停留在应用层面。正因如此，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影响很大。

任何一个国家，早期的发展肯定先是应用，这是技术扩散的规律。近代以来西方先发展起来，技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溢扩散。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期都是应用别人的技术发展自己。

但是后面必须从应用转到原创，否则就会面临各种“卡脖子”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珠三角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那时很多人有个错误观念，认为世界市场是存在的，我们采购就行了。甚至有人说，我们粮食都不用种，世界上粮食那么多，我们采购就行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世界市场只是在国际关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是存在的。地缘政治一变动，国际环境一变化，世界市场就不存在了。我们今天就面临这个问题，人家有货不卖给我们，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有好些地方思想确实要解放，但这个思想必须是正确的思想。

现在面临“卡脖子”问题，大家开始着急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真正拿出中国制造，拿出更多的整装产品，即使组装也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什么叫大国重器？原创性的东西才是大国重器。

创新、创业、创意当然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体制创新，二者相互强化。

深圳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

第一是学习。要向其他国家发展得好的城市、世界级大都市学习。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虽然期间也遭遇过困难危机，但是都克服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汲取别人的教训。像美国的“铁锈带”，为什么曾经辉煌过，一下子就闪断了呢？既要学好的经验，也要汲取他们的教训。深圳要坚持底线思维，在避免城市衰败的底线基础之上，考虑城市整体升级的问题。

第二是创新。学习不是描红，不是拷贝，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情进行创新，比他们做得更好。尤其是深圳，要先行示范，更应如此。

谁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企业家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政府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学者去学习和创新。无论是企业家、政府、学界，都要有正确的自我认识，把自己的角色摆正，去找到自己的学习对象和创新路径。

讲好了“深圳故事”

差不多讲好了“中国故事”

小政：您曾说，“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您对深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全球标杆城市有何建议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