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蓬勃发展,海内外都有不少重磅学者加入到敦煌学的研究与传播。 敦煌是在中国,但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是不是也已撑起了大旗,成为引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却仍有些不同的议论与评断。
《敦煌学十八讲(第二版)》 荣新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版
也正在这时,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却以一种深刻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开始了打造敦煌学国际研究学术高地的征途,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敦煌学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组织推动敦煌学的重要力量。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交换生,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10个月。从这里出发,他踏上了四十年寻访敦煌文献的历程。
荣新江的学术成就斐然,已出版《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于阗史丛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敦煌学十八讲》等多部著作。这本《敦煌学十八讲》是一部系统梳理敦煌历史发展的书,十八讲的篇幅,“从敦煌讲到敦煌学”。前面的八讲主要是敦煌的历史发展。
敦煌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重要,是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连接着陆上丝绸之路干道。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自西汉起就成为中西交流的“咽喉”之地。其“郡当西域空道”,是当时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西交流交往交融中的地位和繁荣程度。
汉唐时期,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西方的物产、宗教、艺术等通过敦煌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钢铁冶炼技术及手工艺品等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远播欧洲。
从战国时期到秦汉之际,敦煌归入汉朝版图,汉朝设置敦煌郡,敦煌逐渐发展起来。敦煌郡共统辖六个县,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人口的增长推动耕地面积扩大和粮食产量提高,中原民众的迁入带来文化和生产技术,确立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时,敦煌成为西域的军政中心。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内藏各类文献6万余件。这些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典籍,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的资料。藏经洞文物文献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但随后藏经洞文物文献被东西方列强骗取和掠夺,致使国宝流散海外。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相继攫取大量文物。1910年清朝学部收取劫余之物后,仍有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奥登堡等人获得一批批敦煌写本,民间流散的写本也不在少数。
斯坦因在师爷蒋孝琬帮助下,取走24箱写本及5箱绢画,经过一年多运输,顺利到达英国,入藏在大英博物馆里。伯希和精通汉语,直接进入藏经洞挑选文书,囊括了藏经洞文献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手上大概买了300多件,1912年才离开敦煌。俄国人奥登堡带领考察队对洞窟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考察,收集了很多碎片,但完整的敦煌文献不多。
本书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上述敦煌学发展历程。从第九讲开始,侧重于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展现了敦煌文献对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的影响及贡献。而第十七和十八讲主要讨论了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为敦煌学研究提供方法论。
关于各类敦煌文献,本书进行了全面的分类介绍及其价值阐释。敦煌文献不仅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还有大量已佚的佛典、道书和官私文书。这些文献为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敦煌藏经洞写本以佛典为大宗,还有许多已佚的北朝经疏、三阶教经典等。同时,藏经洞中有许多俗文学作品,为中国小说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作为敦煌学入门必读书,《敦煌学十八讲》浓缩了荣新江多年研究成果和心得。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将敦煌学的各个方面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还为读者展示了敦煌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让读者在了解敦煌学的同时,也能学会如何进行学术研究。
敦煌宝藏在中华民族最动荡的年代被发现,这让敦煌宝藏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研究。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幸运的,这让危机中的中华民族升起了油然而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敦煌,值得我们去守护,去发掘,去探索。
编辑 白珊珊 审读 李璐 二审 王雯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