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鹿》书评 | 南方文化流变与生命哲学的交响‌

‌青年作家武捷宇的长篇小说《蕉鹿》，不仅是城市蜕变过程中精神文化变迁的投影，不同的历史时代、精神情感、代际人群的融合与冲突‌，也是一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剧在当代城市社会发展中的深刻探讨。小说展现了“深二代”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不仅体现在对现代城市文化、传统文化、南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传承上，更在于将象征现代城市文化、海洋文化的经济特区“文心”，象征传统文化、前现代文化的内地小城市“安义”，与“广东汉剧”的时空流变和现实图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传统文化的历时性置于下海潮、特区建设、文化体制改革、艺术教育、高考失败、婚外情等具体事件和社会现象之中，刻画了主人公们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变化，描绘了两代人对艺术渴念和理想追寻的城市生活史，勾勒出广东汉剧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形成独特的文学视角和叙事风格。尤其耳目一新的是，小说以“蕉鹿之梦”“庄周试妻”的典故以及汉剧经典曲目，共同演绎城市精神文化与个体的生命哲学。

《蕉鹿》的故事主要背景设定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经济特区，这里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无数追梦人实现梦想的地方。小说通过保健兰、保健青、罗宇、阮行、徐敬祯等主人公的命运，在两条主线——舞剧系教授保健兰对姐姐保健青的死亡真相的寻找、保健兰与罗宇的感情纠缠，以及青年舞蹈家阮行对失落自我的寻找，揭示了传统文化在都市化进程中的艰难抉择与坚守。保健兰作为知名的广东汉剧演员，她的坚持与努力，以及阮行的继承发扬，正是对广东汉剧在当代社会中生命力的最好诠释。大量传统戏曲元素的融入，如《牡丹亭》《蝴蝶梦》《洛神赋》等经典剧目，以及音乐、服饰、唱腔、舞台、肢体表演，展现了广东汉剧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保健青临死之前写下的大量“日记”的心灵独白，仿佛昭示这一传统文化在现实城市生活中，在灵与肉的碰撞中不断消解。

这种文化的消解，还反映在另一位小说主人公徐敬祯那里。他曾经是安义市响当当的梅派名角儿，少年时的保健兰和保健青两姐妹拜他为师，然而在经济欠发达、文化式微的二线城市，徐敬祯的光环不再，沉沦在缥缈的时间河流当中。“离开”是小城市年轻人的理想，最终他下海来到“文心”，文化艺术的坚守不再是他的理想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的追求和欲望的膨胀。在这座企图摘掉“文化沙漠”帽子的城市，文化艺术成为徐敬祯实现商业利益的幌子。已有丈夫的保健青恰巧与颇具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徐敬祯同在一座城市，他们逾越了世俗界限，成为两情相悦的情人。然而徐敬祯并不满足于这种“师生情”，同时与其他女人保持暧昧关系，小说中罗宇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自幼习画，长大后留洋日本，回国后成为安市小有名气的油画家，嫁给省公安厅的干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可以传宗接代、接续香火的儿子（罗宇），可是待出月子后，留下了满墙的鹿，特别是一张没有眼睛的鹿的画像，然后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迷恋鹿的形象，消失在这个小城市，留下没有眼睛的鹿，小说设置这些情节似乎告诉我们，她在安义市时只画鹿，画各种形态的鹿，也许是对当下生活的艺术地抗拒，是心灵的飞扬和向往；留下的“没有眼睛的鹿”，也许是象征着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真正灵魂已然奔赴远方。直到她出现在“莞东”（现实中的东莞），这个改革开放的地步之地，欲望和野心的繁衍之地，去唱戏、做服装设计，后来也成为了徐敬祯的“大情人”，我们才发现，她原来要离开的是世俗生活的沉重，她要奔赴的远方是情感的放荡不羁——小城市出走的人，终于在大城市中找到了情感的安放之所，而等待他们的却又是一场悲剧。她们精神和文化的“出走”，与作为艺术家、作为商人的徐敬祯在现代城市的交合，共同形成一个关于文化和城市的隐喻，即文化传承与文化融合的朦胧幻象，文化成为了都市“背景”，灵与肉模糊了界限。

小说的迷人之处还在于，武捷宇深刻地理解和体悟“蕉鹿之梦”“庄周试妻”以及传统戏剧中蕴含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梦幻迷离、理想浪漫、精神蝶恋及生命离合，试图从东方古典文化来观照当代城市文化和生活，从当代城市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中国古典文化内涵。小说的重要意象“蕉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篇》，是一个关于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的寓言故事，武捷宇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庄子哲学思想，来探讨不同群体对生死、生命的认识以及都市情感的交织和延展。保健兰、保健青、罗宇、阮行等主人公，都处在“蕉鹿之梦”的漩涡之中。保健兰苦苦寻找姐姐保健青离奇自杀的真相，她所追寻的不仅是一个答案，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反思，是超越世俗价值观念的一种精神世界，她在现代的安义市再次触碰到了现代文化的焦灼与失落。阮行则因高考失利而沉寂数年，与记忆和现实痛苦缠斗——“蕉鹿之梦”，她在城市中一度失去自我，最终在保健兰的指点下重新站上舞台，找回了自我，逃出了循环而冰冷的梦境。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对死亡的追寻，一个是对自我的找寻，都传递着对精神价值和生命本质的追问。武捷宇还通过三对情人关系，进一步展现了都市情感的复杂与多变。罗宇与保健兰的恋爱，是青春的懵懂与青年的纯真；阮行与林琛的记忆与爱，是成年后的遗憾与错过；保健青与邱向东的夫妻关系，以及保健青出轨与徐敬祯的精神和肉体关系，则揭示了婚姻中的背叛与救赎。这些情感的动荡与“蕉鹿之梦”“庄周试妻”的寓言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作家对生命、情爱、死亡与重生的观照和省思。

‌观察武捷宇的生活和创作经历，窥见古典文化和南方文化对她的深远影响。她早期的长篇小说《十五日》便是将青春热情、理性务实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校园霸凌）以文学的形式烙印在南方文化当中，虽然那时的形式稍显稚嫩，但已经说明作为深二代的她在深圳这座城市的“存在”了。随着武捷宇的成长，南方文化更深刻地渗透到了她的生命、生活、情感和工作中。《蕉鹿》中主人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坚守，折射出南方文化那种自由不羁、敢于瞻望梦想、敢于突破和追求的精神特质，当然，我认为也折射出文化的失真，乃至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南方文化中经世实用的重商特征，看到海洋和码头、与世界文明融合的南方，却忽视了“雨林中的南方”。从文化背景来看，南方文化自古以来就蕴含着丰富的浪漫主义元素，从屈原开始，《离骚》《天问》以及《楚辞》为代表的文化体系，构成了南方文化浪漫主义的基石，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蕉鹿》中得到了体现，但并非日神般热烈的浪漫，而是月神般凄美的浪漫。于前者，无论是保健兰对广东汉剧的执着传承，还是阮行对舞蹈艺术的深情投入，都展现了她们对艺术的无限热爱和不懈追求；于后者，安义剧团的衰败，保健青、罗宇母亲、徐敬祯的出走，保健青的挣扎与死亡，以及阮行高考失败的痛苦，却呈现了一幅幅荒芜的时代画像和坠落的人生轨迹。这种生命的不同实现，是南方文化浪漫主义精神在时代和城市中的现实投影。试想一下，当人们站在北方，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以北的城市，南方对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比如在青年作家欧阳德彬的小说中（《南方以北》《南方》《惊蛰》《故城往事》）中可以看到很多北方人想象的南方——他们“去南方”就是把想象当作了行动，尽管当他们真的来到了南方，感受到了南方文化，很快地又开始了新的“南方想象”。青年作家林棹在《流溪》《潮汐图》中就极富魔幻和浪漫地重组、重塑了“南方”，比如在地理风俗的东江和珠江流域、近现代澳门、香港、暹罗，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几乎延伸到印度洋），广阔而动荡的“海皮”（贯通世界和历史的海洋）、传教士和商人、“巨蛙”（南方雨林拟人化动物）等等，这种多元开放、动荡飘浮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南方。

武捷宇的南方是“在地的南方”、想象与行动糅合、真实与虚幻交叠的南方，她对南方的想象是成长性的想象，也就是说，她所生活在南方，特别是从边陲小镇高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当她的成长——身体的和精神的，思想的和知识的，已知的和未知的，无法同步紧贴城市的日新月异变化，无法进入城市快车道的时候，“武捷宇式”的蕉鹿之梦便涌现出来了，年轻人曾经的辉煌与失落、抑郁症与偏头痛，爱恋与失恋、理想与现实，真与美，舞台的实与虚、城市的自在与他在……都涌现出来了。显然，《蕉鹿》呈现了一座青春城市的迷离，年轻人热情蓬勃，向前奔跑，但他们的身上无不流淌着精神文化的血液，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自然而然地，她们的成长和成熟，就必须不断地探寻“蕉鹿之梦”，像庄周一样反复地思辨存在之境。与此同时，武捷宇无形中将文化意义上的“南方”做了向北的移置，不仅是经济特区与内地安义市的沟通与互动，也是企图用“寻找”这一母题来获得不同城市及文化之间的合法性，弥合南北文化的裂痕，从而确立个体的存在。武捷宇还通过对古典文学、戏剧、古琴等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与研究，融入文学创作当中，携带南方文化的浪漫主义进行一次次精神折返，“洄游”“回望”心灵故乡，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本质和价值，感受生命的厚重与深邃。

（作者廖令鹏，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编辑 秦涵 审读 张蕾 二审 李怡天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