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毛泽东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的当代启示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题，把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在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90周年之际，回顾《寻乌调查》、重温《反对本本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从中学习、借鉴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从而启发我们在新时代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察实情、体民意，实事求是地做好各项工作。

1930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在寻乌、安远、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和寻乌“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的位置条件，在古柏同志的帮助和组织下，召集十余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和县、区、乡苏维埃干部，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详实、规模最大的全面的综合性社会调查，这次调查，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寻乌的土地斗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深入了解了寻乌城商业资产阶级的情况和农村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掌握了寻乌农村旧有的土地分配情况和剥削状况，考察了寻乌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情况，对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和土地革命路线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可靠依据。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基础上撰写了《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调查研究理论的奠基之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以“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表述，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创立破了题、开了篇。有学者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雏形，该文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寻乌也因此成为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启示之一：只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有效防止主观主义，从而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土地革命是以土地为根本资源和核心要素，通过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激发、汇聚起劳苦大众的热情和力量投入革命，从而达到改造社会这一根本目的运动。以乡村为起点的土地革命必然要延伸到城镇，而“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 因此，“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通过对寻乌城的深入调研，毛泽东发现，寻乌城“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农民占有总人口的60%，其中有12家地主和5家商人兼地主。在寻乌城，商人只有135人（占总人口的5%），手工业者有297人（占总人口的11%），而且，随着商业流通“中站地位”的丧失和洋货市场对土货市场的取代，他们大都陷入惨淡经营、朝不保夕的境地。调查还发现，在商业、手工业中存在的剥削因素很少，是否成为革命的对象，不能简单地以职业为划分标准，而关键要看其政治态度。据此，毛泽东认为，寻乌城的革命对象，主要包括地主78人、反动商人33人、旧政府机关官僚100人和宗教徒22人，总人数为233人，只占县城总人口的8.68%。进一步深入调查还发现，12家纯粹地主中，有3家反对革命、2家同情革命、1家儿子参加革命、6家只顾发财不管闲事；5家商人兼地主中，有2家是反动派、3家不过问政治，对于他们，也应根据其政治态度区别对待。最后的结论是：在寻乌城这样的地方开展土地革命，必须注意控制打击面，对地主必须施以没收的政策，对商人兼地主只应没收其地主部分，而对政治上不反动的商业、手工业经营者，则应予以保护。这一结论，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到，而仅靠想当然和凭感觉，是绝然得不出来的。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对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情势、工作进程、工作成效的全面了解和准确判断，是谋划和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有效防止主观主义，才能真正避免陷入想当然和凭感觉的判断误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其根源都是主客观的脱节，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减少和杜绝想当然、凭感觉地瞎说一通、轻率从事，从而真正实现主观判断、主观设想与客观情况、客观条件的高度契合，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在毛泽东看来，深入调查研究，还是找到和优化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切入点，有效推进工作的根本方法，他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启示之二：只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避免唯上级指示是从的倾向，从而实现对上级指示的创造性贯彻落实

1930年上半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和革命力量的新发展，党内原本就存在着的“左”倾苗头又开始抬头和发展。此时，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带上了“左”倾色彩，军事上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土地政策上提出必须坚决地以斗争的方式肃清富农分子。这些政策和指示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和红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等赤色区域共同前委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央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存在着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批评毛泽东和前委“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还明确要求红四军要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李立三在6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这些指责、批评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严重约束、干扰了红四军的行动和“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为了减少错误政策对红四军的掣肘，毛泽东毅然安下心来搞寻乌调查。美国学者汤若望在《英译本〈寻乌调查〉导言》中说：“这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党的指令所困扰，他无法使这些指令符合他自1925年以来一直在研究或战斗的中国农村的现实。他确实想了解像寻乌这样的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但同时他也想收集数据，以便有利于他在与上海的党中央进行斗争时取得优势。”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发现，虽然在广大农村存在严重剥削和阶级压迫，革命因素不断积聚，革命形势蓄势待发，但远没有达到一蹴而就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程度，他清醒认识到，“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毛泽东之所以能持这样的正确观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判断和主张，是建立在一线的革命实践和认真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遵循上级指示、接受上级指导，但对上级指示惟命是从，则是错误而有害的。即使是对正确的上级指示，也不能刻板地照章执行。毛泽东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的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上级指示，是对工作全局和整体的谋划，体现了基本方向、基本原则、整体目标和一般性要求，而各地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能在上级指示面前失去独立思考，而必须把共性和个性、一般性要求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吃透上级精神并通过调查研究掌握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具体情况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工作做实在、做好、做出特色，而创造性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基础就在于调查研究。

启示之三：只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避免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更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经验的借鉴作用

20世纪30年代，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搞革命，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资借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因此有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中国革命要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这点毫无疑问，但不能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中国的国情和俄国有许多不同之处，在依靠力量、方式方法和路径选择上，都要尊重我国国情，因此，俄国革命的经验固然宝贵，但不能照搬照抄。当时的中共中央，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中央指示奉为圣旨的教条主义倾向。红四军内也存在一些“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他们“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认为“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整天坐在机关里不触及实际，对人讲话是老生常谈令人生厌。毛泽东深恶痛绝地说：“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毛泽东困惑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的话，而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呢？”针对于此，毛泽东在做了深入调查后又“经过一番大斗争”，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大声疾呼“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进而提出“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看来，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情况，既是反对本本主义、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更好发挥理论指导作用的基础，又是克服经验主义、使外来经验发挥更好借鉴作用的前提。

科学的理论，帮助我们统观全局、高瞻远瞩，正确预见事物发展趋势。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外来的经验，使我们从中学到经验、取得教训，获得启发，减少探索成本。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毛泽东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再好的理论，如果不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祸害；再成功的经验，如果不与具体情况相结合而只是“照此办理”，则不仅无法使之“为我所用”，而且容易产生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的错误。要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要使外来经验“为我所用”，必须依赖于对具体情况的充分了解和掌握，而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和掌握，则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启示之四：只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充分集纳群众的智慧和创造，从而将工作的开展建立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之上

当时，在红四军内部，存在着不深入群众，不注重从实践中、群众中、基层工作者中吸取智慧和创造的现象。有一些人面对工作时往往束手无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土地革命，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充满探索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阶级阵线如何划分？土地如何分配？山林、池塘和房屋如何分配？分配土地是以大的区域还是以小的区域为单位进行？城郊游民的分田要求如何合情合理给予满足？如何加快分配土地的进程？青苗如何分？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理论自然不会给出现成答案，他人的经验也只能作为参考和借鉴，说到底，只有到群众和基层工作者的实践中去寻求答案。当时，寻乌的土地分配是搞得比较好的，早在1930年2月，就有七分之五的地方分配了土地，到1930年5月，全县有80%的地方进行了土地分配。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条件，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基层工作者和群众实践中得到不少经验、做法和启示，有的验证了以前做法的正确性，有的是对以往经验的补充和完善、有的是全新的思路和做法。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丰富了经验、开拓了思路、启示了方法，进一步丰富了土地革命路线的内容，有力推动了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创造和智慧。“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的任何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之上。从群众中找思路、找方法，就是从实践中找思路、找方法。如果整天坐在机关里，从不肯迈开双脚深入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是绝然不可能接地气、绝然无法从群众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的。因此，我们应该“到你的工作范围和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

启示之五：只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全面检验方针政策的利弊得失，从而不断推进方针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1928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井冈山土地斗争实际经验，主持起草、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以此为起点，到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用了两年多时间，在中央苏区逐步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其间，就没收土地的范围、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分配土地的对象、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法、如何对待富农等问题进行过认真探索而归于完善。寻乌调查，从时间上看，大概处于1928年12月到1931年3月的中间稍后位置；从毛泽东这个阶段围绕土地问题所做10个大小不等的调查来看，则处于第三位，之前有《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其后有《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东塘等处调查》等7个。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正处于“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的时候”，目的在于验证土地革命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为土地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对待城市商业和富农问题寻求答案。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验证了在此之前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和政策的利弊得失，“弄清楚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点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还弄清楚了城镇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贫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这些成果，为土地革命路线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提供了充分依据，可以说，没有寻乌调查，就不可能有1931年3月最后成型的那条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路线。

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也是对方针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的根本依据。一方面，由于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无法实现政策与实际情况之间百分之百的吻合，无论是政策的方向、尺度的把握、还是具体的操作方法，都必须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验证、修正、调整、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现实情况也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政策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制定政策之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又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说：“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我们只有注意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政策实施的效果、检验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广泛采纳关于政策调整、完善的建议，从而与时俱进地使政策不断趋于完善，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威力。

（注：此文发表于2020年，作者谢昌荣时任赣州市委党校科技文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罗雪梅时任赣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讲师）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伊诺 二审 郑蔚珩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