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深圳科技创新密码》（27）| 通信产业成为深圳的突破口

早期来到深圳的人，一定对“装电话难”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想要安装一部电话需要排队、选号，安装价格高昂。后来第一代移动电话刚出现时，砖头一样的蜂窝电话“大哥大”价值高达3万元一部，而且没有关系买不到。

深圳“打电话难”的问题是在梁湘主政时期解决的。1983年梁湘率团考察新加坡，对其发达方便的电话通信状况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回到深圳，梁湘就提出要大力发展特区的电讯事业。他说：“特区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发展电讯事业，是完善特区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客商来到深圳，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问经济行情。电话拨不出去，等于与世界隔绝！”梁湘极力主张深圳同香港大东电报局合作。经过一番努力，1983年11月深圳与英国大东电报局签订了合作合同。1984年冬深圳市电信大厦落成，引进了6千门的瑞典程控电话交换机，使深圳成为全国第二个开通程控电话的城市。12月10日，梁湘在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打电话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标志着深圳与国际电讯网络正式接通。到1985年初，深圳特区的自动电话已经发展到3万多台，平均两户人家就有一台电话。

我家里的第一部电话就是这一年安装的，记得安装价格是2400元。我当时的月工资才是几百元，安装一部电话花掉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但自己不但没有嫌贵、反而极度兴奋。可见一个人是多么渴望与外界联系方便；而通讯十分便利对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又是多么的重要。

装电话难现象的背后，是我国电信通讯事业的落后状况。当时中国的通信设备严重依赖进口，由数家外国电信公司对我国供应通信设备。当时世界最强的通信巨头属于7个国家：美国AT&T、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法国阿尔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它们进入中国、提供8种不同制式的通讯产品。这就是当时所说的“七国八制”。

洋人的企业虽然强大，但本国企业中的有志人士开始努力追赶。20世纪90年代，国内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发展势头最好的企业有4家：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和华为，被简称为“巨大中华”。

进入新世纪，4家企业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2001年，华为的销售收入255亿元，利润20亿元；中兴销售收入93亿元，利润5.7亿元；大唐销售收入20.5亿元；巨龙的销售收入仅有几亿元。为此，2002年5月《人民日报》刊载《“巨大中华”今日为何差距这么大》一文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至今日，国际9家通信巨头（除了前面说的8家，再加上芬兰的诺基亚）、国内的4家，经过市场竞争、大浪淘沙，全世界排名前4位的名单已经变成华为、中兴、爱立信和诺基亚。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信产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在笔者看来原因如下：

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华为参展。  新华社记者孟鼎博 摄

一是对外开放才能培养出优秀企业。中国对通信业开放得早，所以当时出现了“七国八制”抢占中国市场的局面。大规模的开放造成了激烈竞争，逼得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竞争挑战，结果反而比较快速地成长壮大起来。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可能算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我国对汽车行业的保护一直比较严格，结果反而很难少见到能够与欧美日相匹敌的国产高档汽车。是不是由于过度的保护措施，反而造成了国产汽车工业只想吃舒服饭、不愿意拼死竞争的局面，结果拖慢了国产汽车发展的步伐？俗话说，花盆内长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过分的保护只能让自己变得羸弱、反而落后；要想茁壮成长，必须敢于经风雨见世面，釜底抽薪逼着国有企业迎接挑战。敢下海冲浪，才有利于培养优秀的弄潮儿；敢上山打虎，才能显出武松英雄气。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

二是深圳创业热土有利于企业成长。华为和中兴不但在“巨大中华”4家民族企业中脱颖而出，而且超越国外通信巨头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通信企业，这与深圳优良的投资环境有关。深圳投资环境好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深圳不仅是市场经济发源地，也是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条件最好的城市，于是深圳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成长的沃土。笔者在研究华为资料时，深深感觉到华为创业初期只有在深圳才能发展得好，改换另外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不行。比如说，没有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18号文），华为公司不可能注册成立（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发过类似的文件？就算有，时间可能会晚得多，早就失去了通信行业创业的最佳时机）；深圳毗邻香港，信息灵通、做生意方便。如果没有地利条件，也很难想象华为能够在创业初期生存立足和发展壮大。

三是深圳领导真心实意支持企业发展。深圳市委市政府对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把握得很好。在这里就华为和中兴的发展举两个例子。中兴是上市企业，早在1997年公司就拿到了上市指标。当时中国证券股票市场开放不久，国家对企业上市控制得很严，申请到上市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一年深圳仅有的两个指标，一个分给了盐田港，另一个就分给了中兴。侯为贵为此评价说：“深圳真是少有的良好发展环境。”上市为中兴后来的发展插上了起飞的翅膀，让中兴在初期发展中路子走得比华为公司顺利很多。

再说华为一个例子。为写这本书最近笔者采访了厉有为书记，他讲了1994年发生的一件事。华为当年生产出了C＆C08机，因为性能好、价格低、性价比高，在国内市场比较畅销，但也影响到了邮电部部属厂家的利益。厂家找领导做工作，促使邮电部下发了一个禁止购买华为设备的文件。这个文件威胁到了华为的生存。有为书记为此亲自去找邮电部部长反映情况，请部领导主持公道。部长苦笑着说：“实在没有办法啊，请书记理解。市场有限，部属自己的企业都吃不饱，你说我是保民营企业，还是保部属的国有企业呢？”

正好这个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同志来深圳考察工作。安排行程时，有为书记建议领导去华为公司参观一下。开始副总理不想去，说你们深圳能有什么高新技术企业好看？后来经过做工作，副总理还是去了南头的华为工厂参观。副总理看着展厅里摆着琳琅满目的产品，听着任正非汇报情况，又详细了解了产品的技术性能后非常高兴。趁着副总理高兴，有为提出请副总理对公司干部讲几句话。朱副总理当场鼓励说：“真没有想到深圳还有你们这种水平的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华为的产品能够达到上海贝尔公司的产品标准，你们不和上海贝尔恶性竞争，你们要多少买方贷款就给你们多少买方贷款，你们要多少卖方贷款就给你们多少卖方贷款，市场向你们敞开！”现场华为的职工们高兴地跳起来、拼命鼓掌，任正非鼓掌手都鼓红了。

深圳是创业的热土，这绝非一句虚言。

编辑 郑艳艳 审校 张蕾 二审 刁瑜文 三审 张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