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1912－2001），生于广东顺德。一九一五年七月，珠江上游决堤，因避水灾，举家迁居佛山镇，父亲在粤汉铁路工作。稍长就读佛山私塾；一九二六年移读广州某私立中学，翌年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一九三一年夏毕业。不久负笈北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同班有何兹全、杨向奎、高去寻、李树桐等人。

全汉昇

在学期间，全汉昇受陶希圣、陈受颐、傅斯年影响尤大。陶希圣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全汉昇跨系修读，对其极具兴趣，深感该门学问有很多新领域亟待开发，于是决定以此为终生志业。当时全汉昇因家境贫困，学业时有中辍之虞；陶希圣鼓励他投稿于其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并推荐其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于一九三四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以渡难关，心甚德之。陈受颐推荐全汉昇两篇习作《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及《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于《岭南学报》刊出。傅斯年治学求博求深，教导学生认真搜罗史料，不尚空言；此一务实求真之治学态度，日后成为全汉昇的治学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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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夏，全汉昇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蒙陈受颐推荐，进入南京中研院史语所为助理员，隶从事史学及文籍考订工作之第一组，组长为陈寅恪。据全汉昇同事石璋如记载，一九三五年七月底他抵南京，与那廉君、全汉昇、丁声树等同住。“丁、那两先生住在大房子里，全汉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为住大房子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独居在大房子旁边的小房子。”全汉昇自言：“进入史语所后，傅斯年先生即嘱咐我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期盼我能拓垦这尚未有人耕耘的园地。当时，所内人数并不多，除傅先生外，几乎是一人治一朝代史的情况，例如：考古和上古史方面有董作宾、李济、高去寻、陈盘等诸位先进，劳干先生专治秦汉史，李光涛先生潜心于明史研究，我从宋代的商业着手。”自此潜心钻研经济史，并与史语所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全汉昇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全汉昇追随史语所辗转于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及四川李庄。其间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方仲交谊至契。他每有新撰，梁方仲必细加校阅，并提出批评意见，由此深获良友砥砺问难之益。一九四一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二年，在《史语所集刊》发表《中古自然经济》《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前者迄今仍为研究魏晋至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之最重要论著。全汉昇自言：“我发现到从汉末魏晋时期直至唐代中叶，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人们交易、租税、地租和工资支付的主要手段，而此与人类历史发展——从自然经济演变到货币经济——相悖现象之所以出现的主因是钱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俱减。在供给方面，当时铜产大减和佛寺广铸铜像，使主要币材（铜）的供给缺乏；其次，汉末到隋初，战争的结果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中断和商业衰落，自然降低了对钱币的需求。此后，经过贞观和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商业得以发展，币材亦增，所以金属货币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因此能把往昔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征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

而《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一文也备受学界赞誉，史学家金毓黻阅后，在其《静晤室日记》中评价此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为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其后复于致傅斯年函中，盛称全汉昇“治学之劬，近所罕见。”

其实全汉昇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鉴及诗、文集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以至敦煌写本及简牍，无不穷加疏理。

一九四三年，全汉昇晋升为副研究员。同年撰成《唐宋帝国与运河》（史语所专刊之二十四），是其早年的经典之作，剖析了大运河的畅碍与唐宋帝国盛衰的关系，颇有开创性。他说：“我所写《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是看了史语所陈寅恪先生有关唐代的文章，获得启示，才开始撰写的；初稿完成后，并承所中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修改，傅斯年所长也常予指正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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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十月，蒙傅斯年及社科所所长陶孟和提拔，全汉昇获派赴美，进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亚赛尔（Abbott P． Usher）“经济史”班上听课。一九四五年九月赴纽约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人，在克劳（Shepherd B． Clough）教授“经济史”班上听课。一九四七年初，又赴芝加哥大学，旁听芮夫（John U． Nef）教授关于“西洋经济史”的功课。他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他说：“这些经验不但扩大了我的知识领域，而且使我和西方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取得联系，建立日后的学术交流。”而在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时，全氏受亚赛尔及芮夫论著的影响，运用工业区位理论，从煤的运输成本出发，说明煤矿资源对工业区位的决定关系至巨，借此追寻中国工业化失败的症结所在。

全汉昇夫妇与长子

一九四七年先生回南京，除史语所本职外，又到中央大学经济系兼课，讲授“中国经济史”及“西洋经济史”。一九四九年一月挈眷随史语所迁台，累迁为终身职研究员；同月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旋聘全汉昇为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经济史”及“西洋经济史”，由是年起，研究经济史之重心转移至明清及近代，大致集中于近代工业建设、近代货币与物价史研究两课题。一九五二年任台大历史系主任。一九五五年三月再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六月一日，值赵元任、杨步伟夫妇结婚三十四周年纪念，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约陈胜观、于震寰、劳干、董同龢、全汉昇等人同往加州祝贺，杨联升尝题赠全汉昇七绝一首，诗云：“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对其成就赞誉有加。

当年七、八月，全汉昇赴欧洲英、法、德、意等国考察，返国后开始探研明、清以来东西经济的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此一课题。借弟子王业键襄助，进一步利用史语所庋藏数据，备尽心力，探究清代物价，发现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结束百年间，粮食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

全汉昇夫妇与次子

一九五六年夏，全汉昇卸去台大历史系主任职务，仍任教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日，胡适接掌“中研院”院长，而在胡适未到任前，由史语所所长李济代理院务。一九五八年一月，李济任命全汉昇为“中研院”代理总干事，其时财源困窘，全汉昇为新所筹备与史语所设备扩充，煞费苦心。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仍以全汉昇为代理总干事。一九六〇年七月，胡适因公赴美，由代理总干事全汉昇代理院务直至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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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全汉昇第三度赴美，在赴美前，或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关键企业、地区及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著，俱为力作。赴美任芝加哥大学校际访问学人，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以两年时间访问芝加哥、西雅图、华盛顿及哈佛三所大学，得阅1903－1909年间在美国克里夫兰出版的五十五巨册《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这一重要史料（此为罗伯逊和布莱尔利用了西班牙文材料，对研究西殖时期的菲律宾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并以是书为根据，填补了中国文献记载的空白，开启了他从中国、菲律宾、西班牙的三角贸易贸易关系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贸易的研究之门，硕果累累。

全汉昇与新亚师生合照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汉昇应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分别对上古至元代与明清及近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与剖析，贯通古今的宏大视野及对数千年间历史大势的精彩把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由校长李卓敏兼任所长，所内设七个研究组，由全汉昇主持中国近代史组。

左起：全汉昇、牟宗三及严耕望

一九六八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每年出版一卷，约三十万字，全汉昇任编辑委员会主席，负起主编责任。一九七一年，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兼教务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导师。是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休假，先后赴美、英、西班牙搜集研究资料，并于九月赴德国慕尼黑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一九七二年担任新亚研究所教务长，并出版《汉冶萍公司史略》《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册（收论文三十三篇）。一九七五年任新亚书院院长，一九七六年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中、下册（收论文二十一篇）。一九七七年夏，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秋，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一年。一九七八年秋，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兼教务长。一九八〇年赴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并出席台北中研院举行之“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一九八三年起担任香港新亚研究所长，凡十一年。同年九月再度赴日本东京、京都参加“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次年十二月十九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同月二十一日以七十七票高票数通过当选为“中研院”第十五届人文组院士。一九八九年起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一九九五年九月偕夫人黄蕙芳离港返台，定居新竹，颐养天年。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因肺炎入台北万芳医院急诊，转加护病房，终以高龄体弱，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二十分辞世，享年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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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治学六十年来，著作弘富，上自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经初步统计，凡专著九部、论文一一五篇、书评十篇、杂著五部。

全汉昇曾自述说：“初期我的兴趣集中在唐、宋二代，《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就是我早期的作品，其他论文如《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宋代南方的墟市》《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等也在这个时期写成。在这时期我的研究范围并非限于唐宋，也发表了《中古自然经济》《元代的货币》等论文。……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清代的物价史、人口变动和近代工业化问题。目前我比较有兴趣研究明代中叶后中、日、葡、荷的贸易关系和金银比价等问题。”

前排左起：全汉昇、严耕望、王德昭

全汉昇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网罗史料，巨细靡遗，极大地扩充了经济史研究材料的范围，这可以从《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导论部分“材料的搜集”一节中看到些端倪。同时，在整理、使用材料上，全氏也是极为审慎的，注重史料辨析，不轻信史籍所载。此外，全汉昇治学重视量化及数据。中国史料的数据记录，大多零碎而欠明确；土地买卖券契、租簿、商号账册等原始材料，则甚少存留。又因度量衡及币制的不统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难以从时间上或地域间加以比较。而全汉昇排除万难，多年奋力搜求整理，将唐、宋期间的物价变动勾画出一个轮廓，发前人所未发；而在资料相对富裕的清代米粮市场研究领域，全氏更是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至一个新境界，开山之功，实非他人所能企及。

曾经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听过课的尘纾在《忆吾师全汉昇》一文中说：“记忆中，全老师个子不高，衣着整齐。穿西装时总是系着领带。他讲学认真，但不偏于严肃，反而常带几分笑容。说话时，总是从容不迫，不像某些老师，课堂上恍如黄河决堤，浩瀚奔放。由于他是广东人，堂上自然是以粤语授课。我们这班‘香港仔’，当然倍感亲切，盖因其他老师讲话时，总带着程度不一的乡音。他在课堂上爱与学生分享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坐着细听老师一点一点地缕述，既觉受益殊深，更感荣幸万分，毕竟当年在黉舍教授经济史，确以他为尊。”又说：“然则，全老师本身的习史之路，又是怎样的呢？据后辈追溯他的治史轨迹，他年轻时与很多热血青年相同，鉴于国家积弱，社会紊乱，于是用心研究晚清历史，冀能找出振兴之路。由于他勤修苦干，用功殊深，遂得政治学者陶希圣、史学名家陈受颐以及当代大儒傅斯年等学林翘楚提携扶助，得到更好的修史机遇。及后他专研唐宋，并上及六朝，下开元代。及至四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先后数度赴美以至欧洲游学考察，开始着心于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进而研究明清两代的内地经济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由于他心思缜密，务实无偏，因此研究成就非凡，广荫后学，学林视他为经济史学家祭酒。”

晚年的全汉昇

学者陈慈玉说：“全汉昇献身于中国经济史研究逾六十年，他的学术贡献深受同道重视推崇。他毕生孜孜不息，从一九三〇年代开始筚路蓝缕，穷研史料，挖掘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并且不断地吸取西方经济史研究的新观念与新成果，同时尽心提携后进，可说他以一己之力带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风气，开拓了新视野，提升了研究水平。回顾二十世纪此学术领域的发展，他的耕耘足迹历历在目。”其研究造诣之深与广，贡献之“多而重要”，以及奖掖后进之殷切，惠泽士林，中外仰止。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