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尼地城地铁站B口碰头。”9月的一个周四下午，我与小窗（化名）约好在香港city walk，更准确地说，是进行一次香港文学city walk。如今“city walk”正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也变成了当下年轻人打卡、探索新城市的新方式，把这个词语翻译一下，也可以是我们常说的“轧马路”。

小窗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来到香港近一年的时间，她说走在这座城市像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穿梭，走过许多街巷，但还是不够了解香港，不清楚香港地理上的尺度，也不熟悉香港人文的脉络。用在city walk的语境下，她说单纯地做个街溜子去walk很简单，那有没有一种city walk是可以在现代城市中捕捉到历史纵深的呢？

有一本书在这个时候跳到我们眼前：《香港文学散步》，作者为小思，本名卢玮銮，是一位散文家、教育家，同时也是香港文学重要的研究者与史料文献整理者。《香港文学散步》一书自1991年在香港出版以来，目前已重版5次。书里介绍了蔡元培、鲁迅、许地山、戴望舒、萧红5位文人在香港的足迹，也通过他们的足迹了解到几十年前后人不为熟悉的故事。小思在2019年重版的第三次修订本的最后一页中，继续解释了此书的意义：

“这本书修订多次，均不离开一种想法：历史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以今天为主体，追索以前的时间与空间，就会发现今昔的互动，甚或错置，才蓦然省悟黄继持（香港著名学者及文学评论家，记者注）先生《引言》中所说：‘过往虽然成了历史，却通过人的肯认而呈现当前，且‘投向’以成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乃内化于人的心量与行为的弧线，而不再是冷漠的物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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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根据书里的线索，去发掘一条可实践、用双脚可抵达的香港文学city walk路线。《香港文学散步》一书里称5位从内地去香港的文人为“南来作家”，总结他们在香港留下的痕迹，包含的地点有14个，如鲁迅1927年曾应邀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许地山在 1935年去到香港大学担任中文学院主人、萧红 1940年逃避战乱去香港，在那儿完成了《呼兰河传》……这些地点并不集中，分布在油尖旺、中西区、南区、湾仔，我们选取了其中7个地点串联成了一条可供行走的打卡路线。

下午3点，坚尼地城地铁站B口，我与小窗集合，小窗又高又瘦，背个双肩包，侧面装着两瓶饮料，穿件宽松T恤、休闲短裤，与香港街头路人简单、精致的打扮不是一个风格，说话也自带一种休闲的儿化音。小窗在北京上大学，去年到香港读研究生，当问她具体是哪里人时，她只是笼统地答是北方人，因为家庭的原因，成长中辗转过许多地点，情感上无法准确道出自己的根源在哪儿。

她读到《香港文学散步》这本书里，蔡元培、萧红都因为时局动荡，转移到香港暂住，没想到人生最后的时光也都是在香港度过。小窗说原来那时的香港更像一个避风港。“这是重走他们的路。”小窗说。与这些南来作家一样，她也是一个外来者，既用一种审视的眼光打探这片土地，又期待与这里的文化产生连接。

第一站为学士台。从地铁站出来，过马路，往右走，能看到墙面上画着这里以前的样子，书里回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的样子，“聚居在那里的，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包括了画家、诗人、作家、记者、编辑。他们的名字都会写入日后中国文学史、绘画史的。”在这里居住的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戴望舒、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杜衡、胡兰成……

往前走200米，看到长长的台阶时，就是通往学士台的路了，去学士台要经过桃李台、青莲台，之前一共是七台，都取自李白的诗。地名中“台”的意思为平台，爬上百级台阶依次到达这些平台，不过现在有些台阶处已经安装了电梯设备。每个平台在以前都是小街，现在只能看到居民楼聚集区。但只有爬上这些台阶，才知道这个地方能眺望到夹在高楼中的海，有着绝佳的观景打卡点。

1938年5月，戴望舒与家人从上海乘船抵达香港，现代小说家穆时英将他带到学士台，他曾短暂地搬去过跑马地，又回到学士台安顿下来，并为自己的住处命名为“林泉居”，之后戴望舒以“林泉居”和“林泉居士”为笔名发表过多篇文章。也是在学士台，一群因为战乱南下的文人墨客聚集在一起，创办了文艺刊物《耕耘》。

在学士台，“每周举行一次文艺座谈会，报纸、杂志、画报以及各种小册子从这里散布到整个华南区、海外区、沦陷区和遥远的国内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香港文化的中心”。但之后也因为抗日战争，这群人选择的道路不同，慢慢分散、走远了。

如今这一带已成居民区，静谧的小区群落中还有一座鲁班先师庙，庙宇建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现被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外墙有大量雕刻塑像、浮雕及壁画，庙宇的工作人员会说进来看一看，内部还保留着时间的味道和痕迹。

小窗沿着去学士台的这些台阶往上爬，到了平台后回头看到远处的海，背后的山。她感慨文人们住在这里定是发现了爬上台阶后的风景。小窗说，几十年前，这些人走到这里来，汗流浃背，讨论着当下的时局和对未来的设想，有海风吹来，但不知道未来的风往哪儿吹。

▲去往学士台的路要走许多级台阶。

▲学士台

▲鲁班先师庙

▲香港大学邓志昂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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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在24岁时写下《雨巷》，他那时候写的是，“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1938年33岁的他去香港后，写诗的风格有了巨大的变化，在1942年写下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他这样写：“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他不再在雨巷中徘徊。

爬上这些台阶的尽头是薄扶林道，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后，出殡的车队就经过这里。戴望舒的林泉居位于薄扶林道92号，那附近早已围绕高楼住宅小区，背靠龙虎山，大多时候是安静的。由于这次city walk需要选择一条不回头路径，而旧居已经不复存在，故路线计划中没有选择林泉居。

爬完台阶耗时20分钟到达大马路上后，随即左转，沿着薄扶林道行走800米，就会到达香港大学地铁站。坐电梯进入学校后，继续沿着之前的方向走。这一段路有空调风吹，路边会设置座椅，有学生在那儿看书、做作业、休息闲谈。

走到这儿，整个city walk已完成三分之一。在这所依山而建的大学里坐下休息一会儿，看路过的学生，也看看校园里的景色。也可以在各个教学楼里放慢脚步，会看到各种小型博物馆或者图书馆。

小窗在香港大学读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虽然专业和文学紧紧捆绑在一起，但她说在学术中对文学迷茫——当阅读爱好从课余变成课业，每天面对艰深的理论文本，文字不再像之前一样是小说、散文，组成一起变成了与论文分数、未来升学与求职息息相关的材料，再面对文学，她需要适应。

在《香港文学散步》这本书里，她了解到当鲁迅、许地山在大概100年前来香港时，香港的人文环境并不丰满，而许地山在1935年从北平来到香港大学担任中文学院主任时，着力改革过去守旧的教学方法，建议香港教育改革。

小窗带着我在香港大学里穿梭，在楼栋、楼层中切换，早已迷失道路的方向。小窗说她第一天来港大时，完全找不到自己要去的目的地，感觉一直在上上下下，进出一道又一道的门。她领着我前往香港大学邓志昂楼，是昔日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我们正在走的路，也是许地山在港大7年走过无数次的地方。

许地山是在胡适的推荐下去港大任教的。胡适在《南游杂忆》中曾指出港大中文学院的问题：港大的“中国文学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此时“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之外”，仍然“读经尊孔，用文言文，简直和前清时代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在许地山去港大任教之前，文学教育中只重视诗歌、散文，视之为文学正道，许地山增补了词曲、小说、戏曲及文学批评等体裁教育；增加了文化史、宗教史、交通史及学术史等课程。另一重大改革，就是削弱古文，提倡白话文，重新编订了国语课本，更将中文学院招生作文改为白话文，打破古文一直垄断的地位，改变了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形态，从教育维度引领了香港的新文化方向。

小窗说，许地山在上个世纪提出的教育改革现在哺育了她，如果没有这些举措，她现在可能没有机会来香港大学学习，“可能学校教育不会那么进步，可能到现在还在说白话。”她说这是实实在在走在前人铺的路上。

▲楼梯街

▲圣士堤反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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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大走出来，继续往东走，沿着般咸道，拐到柏道，一共走400米，就到了圣士提反女子中学，萧红的逝世地。1940年1月，萧红因逃避战乱到香港，当时她身体已经出现状况，友人形容萧红在香港的生活是处于孤寂与惊恐中。

在《香港文学散步》中，小思收录了一篇 1941年5月《萧红在香港给华岗的信》，信里说“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像是离不开自己国土的”。但萧红到香港之后，从未停止写作，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都是在香港完成，但作品中的场景都是在故土。

1941年底，香港沦陷，萧红病情趋于严重，在医院里治疗，由于医院被日军接管，萧红只得被转移至设立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在第二日便与世长辞。萧红逝世后，丈夫端木蕻良按照萧红希望能看到大海的遗愿，带着她的骨灰瓶去浅水湾埋葬。1957年8月15日，萧红被埋在浅水湾的骨灰被迁至广州银河公墓。但是，萧红还有一半骨灰，因为端木蕻良担心浅水湾墓地无法长久保全，用一个小花瓶装着，秘密埋葬在了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土崖的一棵树下。

目前，校园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隔着铁门看到里面的树郁郁葱葱，一条小道拾级而上。萧红去世多年后，端木蕻良几次托香港朋友到中学的后园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但时间久远，树木茂密，已无法辨认。这个故事在许多年后有一个听起来唏嘘又浪漫的结尾：在端木蕻良去世后，1997年，后来的妻子带着他的一半骨灰来到香港，洒落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土地上。

小窗很理解萧红在香港的不适应。她想到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写的，香港在男主角心中是临时的家，“临时的家是在家和度假地之间的那种东西，它是熟悉的，却不是稔熟的”。她想可能那时的南来作家也是这样，很清楚在这里的一切都带有临时的性质，有特定的期限，早晚有一天会告别这里，但难以避免对当下的环境产生依赖，如小窗一样，他们对香港的情感是“夹在中间”，这里不是家，也不是短暂的度假地，在其中挣扎着，牵挂着远方，也关心这片土地。

▲香港大学

▲青年会

▲域多利监狱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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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窗形容自己的是“外来者”，“作为一个拿通行证、租房子的外来者”，她时常会提醒自己许多事物的临时性，比如尽量不对租来的房子进行太多改造，不对周围的商店产生依赖，但在这种抵抗中，还是对香港产生了许多连结。她知道最近哪儿有电影展，知道哪家影院更优惠，也找到了“家”附近的散步地。

她说想不到今时今日这么多文化诞生的香港，在上个世纪曾被称为“文化沙漠”。她在书里看到鲁迅来香港时，那时的香港文坛很冷清，私下的文艺活动不多，鲁迅曾对当时的香港年轻人寄语：“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下一站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虽然距离只有1公里，但其中有上坡路，还有长长的台阶。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是鲁迅1927年来香港演讲时的地点，“六十年过去了，你试试站在古老的小礼堂里，依旧，仿佛听见鲁迅的声音。”

走去青年会的路上，经过许多台阶，下午4点左右有许多人坐在台阶上等着接小孩放学。在很多年前，这些楼梯上会有旧书摊，戴望舒经常去青年会附近楼梯街的书摊淘书，顺着这条路线可以经过文武庙。当走到青年会时，你知道，就是这儿了，红砖的墙面，门口还写着青年会。走进去，小礼堂在右手边，现在成为了一个仓库，有人坐在里面工作，面对前来观望的游客，他们习以为常，门口的宣传栏上也标记着鲁迅曾到这儿演讲。

1927年2月，鲁迅到青年会作了两场演讲，主题分别为《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在文学史上，这两场演讲被视为香港新文学的起点。演讲那天，香港下了一场大雨，但前来的观众还是很多，礼堂里挤满了人。鲁迅在离开香港后，发表了3篇关于香港的文章，在他看来，在香港两场演讲的内容属于“老生常谈”，但对于当时的香港年轻人，是一剂良药。

鲁迅在演讲中鼓励年轻人摈弃旧事物：“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什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离开青年会，去这趟文学city walk的最后一站：域多利监狱，现在人们称这里为“大馆”，是一个文化古迹及当代艺术街区。去往这里的路上，会经过孙中山纪念馆、创意中心PMQ元创方、半山扶梯，还有数不清的咖啡馆、酒吧，从青年会到域多利监狱，就像在感受时间给城市的过渡，新事物建立在旧街道上。

1942年，香港沦陷期间，戴望舒曾因在报刊发表反日文章而被日军逮捕，关押至域多利监狱，他在铁窗内写下了后期的代表作《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而现在，域多利监狱、前中区警署与中央裁判司署组成中区警署建筑群，变身集历史文物、艺术展览、表演及文娱活动为一体的大馆。

大馆的广场一侧摆放了座椅供人休息，出现在这儿的是不同种族、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也有旅行团过来观光。除了大馆里的历史遗迹还原区在提醒着游人这里曾发生的历史，其余的痕迹似乎都被现代消费抹平了。

小窗与我的这场文学city walk也就在这儿结束了，我们打开手机，一共走了13000步左右，大约6.5公里，走走停停耗时近3个小时。小窗提议说要不要去海边吹吹风，再走一走消化这一场city walk，“按照书里写的，我们今天算是完成了‘在复调交响中散步，以求抵消历史的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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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