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自然上搭建文学

《潮汐图》 林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版

早在《流溪》之时，我便倾慕于林棹的隐喻能力。那是一种写作者独特的天赋，能将世界里稀松平常的经验重新赋形，娓娓道出。这种野蛮、天才到近乎不讲道理的能力，在她的新作《潮汐图》里只增无减。“人无法驯服风。哪怕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寰球大洋提督’，照样伴风如伴虎。无垠大海上风走它永恒的细径。水手将风径的秘密代代相传。偏离风径的船全都失败了。壮如犀牛的风顶起帆，冲刺在一望无际海面。”这样仿若随手写就的一笔，却让人想起想要绕过非洲去东方直接寻找香料的葡萄牙人。

比起《流溪》，林棹在《潮汐图》中透过隐喻给予我们的，已不再是一种天然的、野性的想象力，而是博杂的知识和理论的思考结合下特殊的感性与思维之网。它有时体现为细小的知识趣味，被不声不响地收押在叙事里，等待读者的注意将其释放，为之惊叹。而在更多的时候，它则接近于世界被观照的方式本身。

《潮汐图》的主人公是一只生活在19世纪的雌性巨蛙。借着巨蛙漂泊的一生，小说得以漫游于广州、澳门和日不落帝国之中心，并触及形形色色的人群，比如中流沙的水上儿女，随东印度公司大船而来的番鬼和绘制博物图鉴的东方画家。借这只不存在的巨蛙的“非人”之眼，小说以“非人”的视角绘制出了一幅虚实相生的自然历史地图。正如平面的地图并非一面复制地球之貌的镜子，而是通过选择、突出现实空间的各种特征，将其压扁为二维的点线与标识，文学制图也同样需要借助语言，想象性地联结个体和作为整体的世界。

在《潮汐图》中，是巨蛙这一虚构的存在，使得珠江流域上生活的男女与醉心于博物学的东印度公司商人有了接点，使得小说能够从广州十三行一路跨洋纵深至英帝国动物园。这种并置和深入本身，即是对19世纪南中国复杂而隐蔽的生活图景的书写，小说以一种想象性制图，将个体之命运、一时一地花鸟虫鱼之命运锚定在全球贸易与殖民历史之中，投射出一个可以被确实感知的自然历史空间。这种锚定是危险的，因为它极易退为概念式写作，抽空小说的丰富与喧杂。然而林棹以其声色张扬的语言和对众人命运的痛切避免了这一点，她仿若不是为了论证什么，而是被这一历史空间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真实与潜藏的可能所吸引，因此虚构一只巨蛙旅伴，任小说在真实之真实与可能之真实间拉扯，也任我们如巨蛙一般，抚摸着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和他真实存在的痛苦映落剥离的虚影”。

以“非人”的巨蛙之眼看到的人间的苦是极为痛切的，死在咸水里丈夫甚至不愿出寿板钱的阿金，客死在异乡冬天的迭亚哥，还有“自出娘胎就望见一条死路”的契家姐，甚至是作为番鬼、商人、博物学家、看似不用为任何事担忧的H，也被巨大的激情和失落左右着。而巨蛙的“非人”之眼映照出的并不仅仅是人间世，还有人在世间对其他“非人”所行之事的残酷。作者以最哀愁的语调行最激烈的控诉，令读者为现代文明、为“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而发冷。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人”的巨蛙之眼无疑与许多现代文学理论暗合。有相应背景的读者，可以不费力地从中读出“后殖民”背景下的哀思，与“后人类”理论的回响，以及福柯般对知识分类中蕴含的权力和暴力的反思。但是《潮汐图》值得珍惜的地方不在这里，至少不仅在这里。作家的智慧经常受到赞扬，这让许多文学读者不愿承认，大部分作家都不是原创性的思想家，他们通常是借用或反对他们时代的知识范畴来思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应当受到的尊敬与赞誉。因为文学写作者完全是在另一个轨道上竞争，他们发明的，是话语被说出的方式，是一种与其内容相匹配的风格和一种被风格造就的激情。

在这一意义上，《潮汐图》张开手脚，在历史与自然的脚手架上，重新以想象与感性搭建起了文学。读毕我感到的，是文学的流丽与精确，和难言的、对万物的痛苦与哀怜。它再次向我证明了，世界不仅能以智慧的方式被把握，也能以文学的方式被书写，正如火，不仅以光的形式存在，也以热的形式灼伤我们。

（原标题《在历史与自然上搭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