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静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   基层治理   数字化平台

202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会议强调，“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更好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各级议事协调机制，形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合力”。[1]这是党中央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作出的进一步部署，也是针对基层治理建设的最新要求。

基层社会是社会大系统中的细胞，基层社会的善治关乎整个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在当下，基层社会的治理更为关键和复杂，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和资源，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深度参与尤为重要。2019年1月15日，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发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除了要“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以外，还要提供“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2]，这表明高层已经认识到媒介不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唯一功能。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之上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其数字化平台的功能正在被强化，以满足基层治理“精细化”“信息化”和“开放共享”的要求，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整体合力”的重要组成。

整合政务信息资源，高效提供公共服务

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围绕信息的供给和需求，整合信息传播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通过数据共享，县级融媒体中心打破长期存在的科层壁垒和条块分割，实现政府部门之间、市场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流通联动。与“下沉”的商业性媒体不同，深嵌于地方党政体系中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具备拥有县域政府公共数据资源、打通各职能部门管理壁垒的优势。县级融媒体中心引入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类、服务类和资讯类等资源，并提供统一的信息出入口，为基层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的公共服务。建立统一的信息出入口，并不仅仅是扩大业务容量和平台数据，或是将之前各部门的多个App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用政务、市场资源服务群众，由此将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政府、市场和群众之间的衔接中介，直接参与到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工作中来。

新媒体兴起后，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都投入大量资源兴建了各自的信息化系统，但由于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导致既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又存在一些“信息盲区”。虽然在单一部门之内，信息资源可能得到高效利用，但这种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标准规划各自为政的信息高速路建设，使得信息的流动在政府内部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数字平台，就是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分割和由此形成的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在政府内部和市场之间的整体性有序流动，这也是助力政府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表现。

在一些县级治理实践中，通过采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数据进行聚合、分析和处置，实现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高效而精准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在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上，面临公开透明和领导督查的压力，职能部门只能更加优化服务，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满足群众的“需求”。从群众需求出发倒逼政府优化服务，推动重构政府办事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业务流程，同时有效地“把原先自上而下的‘供给决定需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需求引导供给’”[3]。

收集信息精细分析，先于舆情解决问题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4]由于各种原因，基层社会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较集中，社会心态较复杂，矛盾突出，治理难度较大，近几年频发的基层舆情事件就是证明。为了降低治理成本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水平，政府应该遵循预防大于治理的原则，将更多资源和关注投放到基层，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主动解决基层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预防重大舆情的发生。

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搭建统一平台，建立渠道了解群众困难和意见，开放收集民意，可以“更好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和聚焦最多的问题能被直接及时地传达给各职能部门，有效地将矛盾和痛点解决在萌芽之间。如果没有这个大数据平台，信息无从搜集，更无从整理和分析，那必然总是“慢半拍”等到舆情爆发才意识到矛盾，这个时候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以及社会负面效应都将大大增加。

当前，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性原则，成为判断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问题”和“需求”从哪里来？从社会的“信息池”而来，从政府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获取信息并进行分析、整合进而准确判断而来。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县级融媒体中心通常由专人负责平台，快速将收集而来的群众诉求进行归类整理，及时发送到对口部门，在规定时间予以答复和调查，及时准确地回应群众，形成“接到诉求—转接部门—派单处置—信息反馈”的服务闭环，也提升了政府部门推动事件处置和应对风险的意识与能力。借由对数字平台的高效利用，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度参与其中的“问题解决在基层”，促进“舆情消化在属地”，助力实现“矛盾化解在当下”这个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

此外，县级融媒体应积极发动各部门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在平台上开设账号或设立直接反馈渠道，鼓励群众采用“留言问政”的方式对其进行建议和监督，主动汲取民情民意；同时，利用技术优势，搜集、筛选和分析有关本地的各类网络论坛和自媒体的海量信息，提前发现社会矛盾和舆情风险，予以积极处置。一方面，拓宽了地方基层群众参与本地治理的渠道，使官民之间的意见能得以及时交换；另一方面，通过对信息的数字化处理、数据关联与协同计算，对各种方案进行运算、模拟与仿真，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决策与应急预案[5]。

用数字技术保护传统，唤醒文化集体记忆

县级融媒体中心扎根于县城和广大乡村，是县乡两级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也应该是地方知识、价值观念与文化分享的重要机制。当下各种商业性新媒体在不断“下沉”，县城和乡村的传播生态变得日益复杂，过去宝贵而独特的县乡文化风俗等正在被外来文化和网络文化所消解。此外，随着时代变迁，许多靠口口相传来实现传承的乡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正在变得模糊甚至被遗忘，“乡愁”不复存在，“地方感”被大大削弱。与流行文化相比，理解和共鸣地方传统文化需要特定的文化语境。许多地方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字和记载，主要靠口口相传，但乡村的年轻人几乎都被裹挟至城市，本应世代延续的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在大部分乡村都呈现出断裂状态。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信息传播系统连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保护地方文化维系民俗传承的“最后一公里”。在中国，广大的县乡两级有许多独特的历史、饮食传统、有特色的语言和农耕文化等，还有许多具有人文特色的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县级融媒体中心利用自己的媒介优势和数字化技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寻找和发现优秀素材，加以整理和数字化制作。同时，将这些创作以适当的形式在适当的平台推送播放，向全国乃至全球开放共享，建立起一个既虚拟又现实的地方性空间。

依靠数字化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能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群众集体记忆的传承与弘扬提供新的传承样式，甚至实现本地文化的数字化整体性建构。原本抽象的乡村记忆和传统文化在全新技术手段作用之下，以现代化和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被赋予新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必将有更多的年轻人被吸引进来，积极参加本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数字化平台，祖辈的传统被得以保留并激活，子孙和祖先之间永远存有对话的基础和能力，祖先和后辈之间永远有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和文化传递，对吸引年轻人回归、外出者回流，具有重要的情感力量；同时，对于唤醒文化集体记忆、实现乡村社会凝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新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特别需要‘平台’这一新的场域形态，以平台为基础和介质，淡化行政体制刚性界限，实现不同主体的平等参与”[6]。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要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为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积极促成政府与群众的互动，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并发动基层群众正向参与到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中来。作为主流媒体的“神经末梢”，通过多种渠道建设云数据中心和用新技术赋能强化各类服务功能，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完善基层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愈发凸显。

（作者许静系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