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丹尼尔·莱希，美国海军五星上将。美国参加二战后，担任新设置的总统参谋长职务并主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事实上的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与了二战时期盟军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194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五星上将军衔的军官。

《身历其境》

（美） 威廉·丹尼尔·莱希 著

章和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5月

《身历其境》是莱希将军的回忆录，根据其日记整理撰写而成，是研究美国在二战期间战略规划和决策过程的一部权威著作。书中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莱希主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参加盟国最高级政治会议的情况，极具史料价值。

书摘：原子弹，细菌弹；迎接和平

1945年8月6日，“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正在横穿大西洋的航程中，载着杜鲁门总统和陪同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返回华盛顿。差几分钟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总统正和“奥古斯塔号”舰长弗兰克·H.格拉汉姆，还有船员们一起吃午饭，白宫作战地图室值班军官递给他一份海军部发来的、标着最紧急标识的简短报告。

报告称，陆军航空队在日本的造船中心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并说炸弹的威力看起来比打造这种新式武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估计还要强大。

杜鲁门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兴奋。据在场的人讲，他握着格拉汉姆舰长的手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

又过了几分钟，收到了第二份报告，是战争部长史汀生发来的。比第一封电报还要乐观。杜鲁门叫来了国务卿伯恩斯，把电报读给他听。接着他走回到餐桌旁，挥手示意船员们来餐厅集中，总统显然想说些什么。

当大家安静下来以后，总统告诉他们，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首次爆炸成功，威力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杜鲁门宣布完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后，船员们纷纷站起来欢呼。然后总统又去了军官室，告诉正在用午餐的军官们发生了什么。

自从7月16日，我们在波茨坦开会期间，收到了原子弹成功试爆的消息以后，大家心里都一直惦记着何时会使用它的问题。从那天起，就不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手上终于有了超级炸弹。在离开德国之前的最后几件工作中，就包括准备总统和国务卿需要发表的声明，一旦这种炸弹真投到了日本人头上的话。从那天起，包括返回华盛顿的路上，我们就一直在等待炸弹炸响的消息。返程是1945年8月2日星期四一大早开始的，我们离开了波茨坦的巴贝斯堡，飞往英格兰普利茅斯附近的圣马根思机场。

1944年9月，魁北克会议期间，莱希海军上将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坐者坐起：萨默维尔陆军中将，阿诺德陆军上将，马歇尔陆军上将，格罗夫斯海军上校，莱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美国陆军照片）

因为能见度很差，总统专机被迫降落在哈拉比尔，距离我们的目的地大约10英里远。这里的机场小到不能再小了，但总统专机飞行员还是很熟练地进行了降落。美国总统一行抵达英格兰普利茅斯附近的哈拉比尔，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前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三位被吓蒙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后来他们和总统一起合影留念。在当地我认出了一位美国海军的老熟人，随军牧师阿尔伯特·斯图尔特，还把他介绍给总统认识。英国人很快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乘坐皇家海军上将约翰·利瑟姆爵士的游艇，摆渡上了“奥古斯塔号”。

皇家海军的“名望号”战斗巡洋舰，也停泊在普利茅斯港，就在“奥古斯塔号”旁边。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专程从伦敦赶来了，所有的仪仗队都在“名望号”上列队排开，欢迎杜鲁门总统登舰会见英国国王。接下来的非正式午宴颇为开心，大家讲了很多英国政治笑话和波茨坦会议上的趣闻。午宴是在将官宿舍举行的，出席人员有总统、国务卿伯恩斯、哈利法克斯伯爵、拉塞尔斯勋爵、利瑟姆海军上将、坎贝尔海军上校和我。国王陛下和我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国王问我对原子弹发展前景的看法，我说：“我觉得它可能不像期待中那么神。在我看来，这听起来就是一帮教授的梦！”

令我惊讶的是，乔治国王对原子弹和战后原子能的应用相当熟悉。他给我开玩笑说：“海军上将先生，您愿意和我打个小赌吗？”我很坦率地告诉国王陛下，对于这样新式武器，我确实不像那些科学家那样有信心，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爆炸能够实现新型炸弹宣称的那么大威力。但很快事实就证明，我在这个方面的判断是错误的。

在我们回到“奥古斯塔号”上不久，国王来登舰回访，向总统表示致敬。回访简短而令人愉快。杜鲁门后来告诉我，国王向他讨了一些签名，因为国王陛下的女儿在收集名人亲笔签名。驻英大使怀南特也登舰来拜访总统，还给我带来了一件丘吉尔送的礼物。一幅精心装裱的前首相照片，还有他写的书《伟大的同时代人》，带亲笔签名。

8月5日，我们收到了参议员海勒姆·W.约翰逊去世的消息。他已经病了很久。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曾经支持过罗斯福总统，但是最近六年来，他是政府坚定而激烈的反对派。不过，在我过去代表海军和参议院打交道的时候，约翰逊参议员对我还是很友好的，也给了不少帮助。

第二天，8月6日，传来了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原子弹爆炸的重大消息。不过在当天收到的报告中，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空袭广岛的细节，只是说各方面的结果都很成功。事先在波茨坦准备好的总统声明，随即就在华盛顿发表了。

“我们花费了20亿美元，投入到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技赌局中——现在我们赢了，”总统说道，“我们正打算迅速彻底地抹去日本所有城市地面上每一座还在开工生产的企业。为了避免日本彻底走向毁灭，7月26日，我们在波茨坦发出最后通牒……”

白宫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假如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或许会等来天上的毁灭之雨。”

当时世界上，只有英国、加拿大自治领和我们掌握制造原子武器的细节信息。总统召集在“奥古斯塔号”上的记者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除了此前发布的正式声明，他也没有更多的可以透露。

总统讲完以后，其中一名记者，合众国际社的罗伯特·尼克松问我，是否认为原子弹会让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一枚炸弹”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报告。我告诉尼克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觉得这种新炸弹将来也是会遇到克星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三巨头”——丘吉尔首相、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会晤，研究最终击败德国的计划。莱希海军上将就站在罗斯福总统背后。（美国陆军照片）

在返程中，国务卿伯恩斯和我一直在协助总统准备他的广播讲话稿，向美国人民报告波茨坦会议的成果。大部分时候的天气都很好，我们始终以26.5节的速度航行。上岸之前，杜鲁门总统表扬了“奥古斯塔号”和“费城号”的指挥官，为他们一路上的出色工作。总统专列已经在纽波特纽斯等着了，1945年8月7日晚上10点30分，我们一行人回到了华盛顿。按照总统的指示，这是他作为新任总统第一次参加国际性会议回来，不要搞吹吹打打的迎接仪式。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方面宣布，苏联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估计，苏联人可能已经对满洲动手了。我感觉，苏联人很快就会要求我们也增兵对日作战，并分享将来的战果。

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细节信息逐渐传来。看起来，在这座城市接近35万的人口中，有超过一半被这一枚小小的炸弹消灭了。日本政府声讨这是一种残忍的暴行，称这一攻击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战斗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尽管广岛是一座海军基地，但这次空袭对平民造成的伤亡确实显得有些恐怖。

我们的一些科学家说，爆炸地点将有很多年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爆炸会产生土地辐射，对生命体造成伤害。8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广岛有10万人死亡。就在同一天，我们又宣布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据悉那里是日本陆军南方防御司令部所在地。

总统召集了一次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发布原子技术发展的相关信息。出席人员有国务卿伯恩斯；史汀生；陆军少将莱斯利·R.格罗夫斯，他是这个被称为“曼哈顿工程”的军事项目的负责人；范内瓦·布什博士，科学研究发展局的负责人；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康普顿博士，也是一直参与原子弹研发工作的。

杜鲁门总统问我，在能否让英国人获取制造原子弹的所有细节信息的问题上，此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否达成过一致意见。我告诉他，根据我的回忆，1944年魁北克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在海德公园进行过一次长谈。按照我的理解，罗斯福只同意给我们的盟友分享原子能工业应用方面的技术。

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伯恩斯和史汀生也都赞成，总统决定让领衔原子弹研发工作的科学家们起草一份详细报告，向民众公布，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史密斯报告》。这份著名的报告在次日(8月10日)公布，揭开了蒙在这项重要高科技军事机密头上的面纱。《史密斯报告》用半技术化的语言，解释了原子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研发过程。其中包括了很多有关原子弹的数据，在当时公布这些数据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在漫长、昂贵、枯燥的研发工作中，参与者有这个国家能够集中的最优秀的科学家，还有数万名职工，这件事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是最高机密。就像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一个为庆祝表彰拜伦·普赖斯而举办的派对上我对他讲的那样，他是我们的审查办公室主任，这不仅说明了军事安全措施非常成功，还要归功于对新闻和广播进行自愿性审查的有效实施。

在战争中有几次，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指控，称罗斯福总统在战争爆发时建立的自愿性审查制度，不发挥什么作用，还干扰了军事行动。我对其中一些案件进行了细致调查后认为，民间电报中偶尔出现的泄密问题远没有军方机构时常发生的情况严重。

1945年8月10日一大早，日本人通过他们东京的官方广播宣布，措辞很简单，称准备接受美国、联合王国和中国在波茨坦提出的建议。他们可以按照宣布的条件投降，除了一条： 就是不能要求他们终止日本的天皇制度。

瑞士帮他们将提议转交给美国和中国，另通过瑞典帮着转交给苏联和大不列颠。

早上9点，总统在白宫召集国务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研究这一新情况，我也出席了。在瑞士转交的正式文本到达之前，我们只能准备起草答复口径，其他也做不了什么。日本人的意思其实是在说，只要我们不绞死天皇，他们就愿意投降。

我建议接受日本人的提议。这不等于我赞成保留天皇的全部特权。我一点儿都不同情这个裕仁小皇帝，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利用他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发挥影响。

总统身边有些人想把天皇处决掉。如果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们很可能会和日本人继续打下去。有可能一直要打到所有的日本军队都战死，而在当时，战场上还有超过500万日本士兵。

晚上12点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讨论结束敌对状态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看起来，这场世界大战是真的就要结束了。

凌晨2点我回到白宫，和总统、国务卿伯恩斯起草发给我们盟国首脑的电报，商议接受日本投降的形式。

这份电报是发往英国、苏联和中国的。其中有一点显然是要说明白的，就是日本天皇的地位问题。

8月13日，星期一，总统指示马歇尔将军，继续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向日本人发动进攻，直到日本政府按照我们的要求提出投降。其中最大的作战行动就是暂定11月1日登陆九州岛。

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克劳利来办公室找我，商量是否需要请示杜鲁门总统，日本人投降之后，对租借物资采取哪些应急措施。我赞成他的意见，我们的援助物资应当被限制在有作战需要的地区，对中国也要继续实施租借物资援助，以帮助国民党政府转运部队。最终决定，租借援助方面的资金也可以用于上述目的。星期一，总统在白宫为国务卿伯恩斯颁发“陆军杰出服役勋章”，以表彰他在担任战争动员办公室主任以及多次国际性会议上担任总统顾问期间的突出贡献，大家都抽时间出席了授勋仪式。午餐时金上将告诉我，英军的参谋长们——陆军元帅布鲁克、皇家海军元帅坎宁安和皇家空军元帅波特尔——也都被授予了男爵封号，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的贡献。

1945年8月14日，星期二一大早，从日本传来了广播消息，非官方渠道的，称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盟国提出的投降要求。直到下午3点半，我们收到窃听的电报消息，天皇的确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投降条件。

下午晚些时候，国务卿收到了伯尔尼方面转交的日本官方答复。日本政府确实全面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提出的全部条件，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进入尾声阶段了。

次日清晨7点钟不到，杜鲁门来办公室找我，说很快他就会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希望我能在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等我到的时候，发现内阁成员和前国务卿赫尔都已经到了。总统办公室里挤满了新闻记者。赫尔坐在总统的左边，伯恩斯和我坐在右边。根据我的回忆，站在我们后面的除了内阁成员，还有克劳利、公共工程总监菲利普·B.弗莱明、战争劳工委员会主席威廉·戴维斯、联邦住房管理局局长约翰·布兰德福德。大门关上之后，在7点钟之前一两分钟，总统站了起来，宣读了从日本政府发来的接受投降的电报。

杜鲁门同时还宣布，8月15日和16日两天是我们庆祝战争结束和赢得伟大胜利的日子。他最后一个字的话音刚落，房门就被拽开了，记者们发疯似的夺门而出，几秒钟工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抢着把这一消息发往全世界。其实战争结束的事实大家数小时之前就都知道了，只不过是非官方消息。

我马上回到自己办公室，以总统的名义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电报，命令他们暂停一切对日攻击行动，除非可能必要的自卫行动。我还把我们暂停敌对行动的消息通知了盟国政府。

接着总统又把我叫回他的办公室，摄影记者们给刚才出席仪式的人员摄影拍照。

城市沸腾起来了，所有的汽车都按响了喇叭，欢呼的人群涌上街头，使得交通完全停顿下来。电台滚动播出了从洛杉矶到波士顿各个城市开展庆祝活动的新闻，听起来所有欢庆战争结束的人们都把他们城市的道路给堵了。

在我看来，此时此刻，正是为我们能够战胜仇敌而感恩上苍的时候。但人们还是认为这是最应该欢呼的时刻——其他民主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一定也是这样。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冲突能与这场战争相提并论。人类从来没有武装过如此之多的军队。在这个胜利之夜，最终到底有多少人死去，数字还不得而知。

我们为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无论是我们对同盟国的慷慨援助，还是美国人民付出的生命。这些数字估计足够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们算上好几年。

在我们甚至是我们的子女身后很多年，仍然会为这场已经结束的战争付出代价。估计要花上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修复这个世界被武力撕裂的伤口，首先这是侵略国家造成的，当然也包括我们。

当我们仍在为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而努力争取的时候，日本人用偷袭的手段攻击了我们，经过三年八个月零一个星期，现在他们终于被彻底打败了。几个月之前德国人已经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为阻止轴心国集团实现征服世界的梦想，我们倾尽自己国家之全力，发挥我们民主制度之最大优势，和远方的盟友一起克服了千难万险。大家读到这里，已能从书中了解到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的联盟有多么困难，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

我们有必要组建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可以满足远距离海、陆、空作战的需要，尤其是对太平洋而言。只有这样，我们的胜利才能够得以延续。起初是根据前任总司令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意见，后来又得到了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的支持，我们组建了统一的最高指挥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美国总统的直接指挥、监督之下，这个机构负责所有陆海空三军的战略规划和作战指挥。

从1942年7月22日到战争结束，我一直都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我可以说，没有哪些英雄人物——在这场战争中的确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能够像我们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那样，为他们的总司令和祖国做出了那么多无私的贡献。参谋长们得到了一个小参谋班子的有力协助，其中的军官精明强干，都是从三个军种选拔上来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似乎在讨论和起草长篇大论的文件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有的事情我觉得短短几段话就能够讲明白，但这些恰恰是各个不同的战区实现统一指挥的基础。海岸警卫队、海军、海军陆战队、地面部队、轰炸机部队、战斗机部队、工兵部队和两栖部队等诸多兵种，始终在一个声音的指挥调度下，将敌人从一个个坚固的据点中赶出来，从一个岛屿推进到下一个岛屿，跨过了整个太平洋。

在太平洋战场上如何实施两栖作战，我们着实给敌人好好上了一课。就像此前的欧洲战场，我们和盟军一起，成功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联合作战。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欧洲战场、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中部和南部战场、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场，我们各个兵种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祖国赢得了荣誉。

无论是打仗还是和平建设，我们美国都担负着沉重的国际责任。有些人觉得，这些义务都是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强加给我们的。如果还有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话，理由一定和过去的都不同。我们只有依靠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好世界和平，才有希望尽可能长久地延迟下一场战争的来临。但人们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每次非要大打一场之后才又想起来和平。

到了1945年8月，人们的心头又增添了一番新的焦虑，那就是新型恐怖武器的发展，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消灭整个人类。仅仅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种新式武器的可怕威力就得到了充分展示。幸运的是，战局没有迫使我们动用同样可怕的细菌武器，它们已经在我们的实验室和兵工厂研发成功。

我就任总统参谋长之后的几个月里，就大体掌握了这些武器研发项目的情况。1942年11月，应罗斯·麦金泰尔博士的要求，我与默克化工的总裁乔治·默克进行了探讨，是否有可能使用细菌武器。默克当时正在组织一大批科学家开展这方面研究，属于高度机密，包括进攻性细菌武器和防御性措施。

在我和罗斯福总统以及后来杜鲁门总统的谈话中，时不时会提到这个项目。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7月，在我们前往檀香山与麦克阿瑟、尼米兹会晤的航海途中，大家在总统舱室里进行过一次有关细菌武器的热烈讨论。根据当时科学家们的想法，比如，他们可以彻底摧毁日本的稻米农作物。在当天与会的官员中，有一些赞成采取类似措施。

就我个人而言，是很害怕这种主意的，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这种做法(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将冒犯我所知道的一切神的旨意和全部的战争法。这是对敌国非战斗人员的攻击。而且后果可以预见——如果我们能用，敌人也会用。”在整个讨论过程中，罗斯福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整个战争中美国始终没有使用细菌武器。

在一些其他场合的讨论中，我还指出过，在应对细菌武器攻击方面，武装部队的装备配备将优于平民。比如，假使敌人成功污染了供纽约大都会区数百万人使用的水源，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驻扎在那里的陆海军部队，是有组织纪律性的，可以很快就采取防污染措施，尽管可能不会快到足以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就算有相当比例的军事人员染病，但武装部队总是有比较好的装备来应付这种局面，总好过无助的平民。

1944年9月，我去看望自己的弟弟，马里兰州埃奇伍德兵工厂的指挥官M.A.莱希，他在那里负责管理一所海军部队的化学武器学校。这座兵工厂就是制造军事用途有毒化学物质的，研究如何使用，以及如何防御敌人可能实施的毒气攻击。我兄弟带我参观了那一片广阔的区域，从殖民时代起，这一带就是沃野千里、平静美丽的乡村。此情此景，无论是谁，恐怕都难以按捺住心中涌上来的惋惜，只有如此残暴的战争，才会强占这么安静的人类栖息之地，为的是制造出毒药，用于杀死其他人类。

在整个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在准备使用致命的毒气，但就算是疯狂的希特勒和裕仁天皇，犯下了那么多罄竹难书的暴行，也没敢使用毒气——害怕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

在我看来，原子弹就属于同样类型的武器。

我坦承在前一章中，我错误地低估了这种全新概念炸弹的可怕威力。1944年秋天，我和布什教授、英国原子能专家查韦尔勋爵、格罗夫斯少将开过一次会。他们确信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会将原子能的巨大潜力用于军事目的。会议决定，投入大量资金，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推进原子弹研发。

到了1945年春天，已经投入了20亿美元，杜鲁门总统要求伯恩斯先生专门评估一下新型原子炸弹的研发进度和成果。6月4日晚上，伯恩斯来到我家里，讨论他评估的情况。在当时，对于这种新型武器的最终研发成功和投入实战，他比我要积极乐观。

试爆成功之后，杜鲁门总统面临着抉择，到底要不要使用它。他本不想用，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原子弹可以缩短对日战争并挽救美国人的生命。我的观点是，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种残忍的武器，对我们的对日战争并没有实质性帮助。因为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由于严密的海上封锁和传统炸弹的成功空袭，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了。

在我看来，科学家们和有些人之所以要使用它，是因为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花了太多的钱。杜鲁门知道，其他相关人员心里也清楚。不过，最终总统还是决定在日本的两个城市投下了原子弹。当时我们也只制造出这两枚原子弹。我们不知道具体哪一个城市是目标，但总统明确指示炸弹应当被用于攻击军事设施。

我觉得，自己起初对原子弹的错误认知，是基于我长期在海军对炸弹的了解。我的专业就是研究舰炮的，曾经担任过海军部军械署的主官。对这种新型武器，用“炸弹”这个词是不对的。它不是炸弹。它不是爆炸。它是一种有毒的东西，使用致命的放射性反应杀死人类，远远超过爆炸产生的威力。

一想到将来仍可能会使用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就令人毛骨悚然。我自己感觉，首先使用这种武器，我们采用的其实是黑暗时代野蛮人的道义标准。我接受的教育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仗，不能靠残杀妇女和儿童来赢得战争。是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这种武器，并第一次使用了它。可以肯定的是，将来我们的敌人也会拥有它，在某一天原子弹也会被用来对付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为政府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职业军人，到临了我要把自己的战争故事讲出来，谨为将来提供借鉴。

这种全新概念的“全面战争”，我们这代士兵和水手基本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将把我们带回到野蛮残杀平民百姓的时代。

那将是一种国家对国家的、集体的烧杀淫掠，它虽不是单个人实施的，但这与黑暗时代出于个人贪婪邪念而实施的暴行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新型的、恐怖的、不文明的武器，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野蛮，一样为基督徒所不齿。

一位参与“曼哈顿工程”的教授曾对我说，他多么希望原子弹没有研制成功。我也希望他是对的。

或许仍存几分希望，它在制造死亡和恐惧方面那难以防御的威力，可能让国与国之间不敢动用原子弹相互攻击。就像在这前面一场战争中，这种恐惧使得他们始终不敢动用自一战以来就不断发展的新型的更具致命性的毒气。

不过，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考虑，这是我一生中面对所有问题都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我只能得出下面这样不愿看到的结论，我们真正走得通的路只有一条：

在联合国，或类似的国际性组织，可以保证——并具备足够的强制力落实这种保证——这个世界免遭核战争的恐惧之前，美国必须拥有比任何潜在敌人更多更好的原子弹。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