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二代”藏族职工次登：“我赶上了好时代”

察隅农场，这片位于西藏边境的土地，见证了援藏力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见证了无数藏族家庭从贫穷到富足、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次登，46岁的察隅农场职工、藏族驾驶员，他的人生与察隅农场的发展紧密相连。他的故事，是这片土地沧桑巨变的生动缩影。

2016年，次登来到农场车队工作，成为了一名驾驶员。 受访者供图

童年记忆：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清贫

1979年，次登出生在察隅农场。他的父母是农场的第一代建设者。1971年，农场招工，母亲从拉萨来到这里，父亲则是察隅本地人。

那个年代，察隅农场处于大集体时期，大家吃大锅饭，集中上下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次登回忆道：“1年杀1头猪，发的面粉都是酸的。”当时，察隅农场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水稻种植，父母每天辛勤劳作，但收入微薄。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吃饭一般就只有一个菜，炒菜加点盐巴。住房条件也很差，他们住在农场山上破旧的木板房里，墙壁是用泥巴糊的。从农场到下察隅镇，全是泥巴路，走路要走1个多小时，沿途几乎荒无人烟。从察隅农场到察隅县的60公里路程，更是需要走整整一天。

交通的不便，让农场与外界的联系十分有限。

次登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山上”度过。因为农场地处高山之上，农场子弟校也在山上，父母工作、自己学习都在“山上”。“同学、小伙伴都是农场子弟。”次登说。课余，耍坝子、拍纸牌就是小伙伴们最大的娱乐。

生活巨变：

“援藏力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察隅农场开始从大集体向家庭农场转变。这一变革，给次登一家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到家庭农场时代，生活有所好转。”次登说。家庭农场的出现让父母有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他们开始更加精心地打理水稻田，产量也逐渐提高。上缴完任务粮后，超过任务的部分可以拿到奖金，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1998年，次登中学毕业，待业半年后，进入了察隅农场电站工作。次登感慨道，农场真正的“巨变”发生在“深圳援藏”进入察隅之后。2016年起，深圳市开始单一对口支援西藏林芝市察隅县和察隅农场。也是在这一年，次登来到农场车队工作，成为了一名驾驶员。

“深圳援藏”的到来，为察隅农场注入了新的活力，道路建设是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以前，从下察隅镇到林芝，开车要两天。而现在，道路已经全部变成了柏油路，交通变得十分便捷。早上五六点出发，夜里就能到达林芝。过去雨季的塌方、泥石流让人不敢出行，如今只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当天就能安全到达。交通畅通，让察隅农场与外界的交流、交往变得频繁。

小时候，次登很少离开农场，生活半径限制在“山上”。如今，他来往于林芝与察隅之间，还跟随“农场小分队”赴外省学习、培训，各种交往、交流、交融，令他眼界大开。

援藏干部还帮助农场发展特色产业。如今满是“金叶子”的察隅农场茶园，就是以前的水稻田改造而成的。西藏只有察隅和墨脱可以种植水稻，而如今茶园的效益更好，为农场职工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此外，援藏工作组还帮助农场发展了梅花鹿、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感恩的心：

干好工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深圳援藏”的关爱无处不在。

次登的妈妈常年生病，近期刚离世。他的两个女儿，大的在福建读大学，准备考公务员；小的还在上小学，养孩子压力大。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察隅农场工作组体察入微，对农场困难职工在读子女进行助学资助，次登家就是其中一户。这项举措让次登倍感欣慰，他说，援藏干部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有了“深圳援藏”，一切都有了依靠，日子有了奔头。

“我赶上了好时代。”次登感慨道，现在的生活，是他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他和妻子在嘎美村有房子，距离下察隅镇开车只需两三分钟。妻子所在的村子是小康村、边境村，政府不仅为他们造好了漂亮的房子，还有各种补贴可以领取。农场也为职工分了宿舍，一家一个宿舍，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就连在单位就餐，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察隅农场工作组也协调解决了职工多年无固定场所用餐的问题。

下察隅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时候，镇上只有几家小卖部，吃的用的农场自给自足。如今，镇上商业发达，农场的很多物业被承租开超市，目前就有四五家。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很多人从外地搬迁到这里，抵边搬迁政策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定。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察隅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察隅农场的60年发展，是一部藏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贫穷到富足、从封闭到开放的奋斗史。次登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但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故事，汇聚成了察隅农场发展的磅礴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察隅农场将继续书写属于它的辉煌篇章，而像次登这样的藏族人民，也将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编辑 杨渝嘉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王雯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