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陆铭：发展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这不是一道单选题

对于深圳来说，发展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

“深圳服务业天然跟制造业相结合，且深度融合。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都很难找到像深圳这样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好契机。”知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表示，这是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服务业升级换代的一个密码。

正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正式发布三周年，在新的起点，前海这一国家级战略平台，如何助力深圳、大湾区乃至全国产业的发展？

前海扩区之后，“宝安1/5的范围加入前海，前海2/3的范围落在宝安”，“在宝安作为、用前海优势、创湾区示范”成为新的战略选择。前海优势全方位赋能产业大区宝安，何以闯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先行示范？

近日，由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承办的“新质生产力 链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携手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上海交大中国发展研究院，沿着深中通道走进深圳宝安，以及中山、江门等大湾区城市群；调研采访组与陆铭面对面，探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业融合”发展。

从全球来看，中国服务业占比偏低

深圳商报：最近您对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非常关注，背后是基于什么考虑？

陆铭：其实城市的发展跟产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形态与空间集聚度也不一样。我们通常讲，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呈现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变迁过程。

从中国今天发展阶段角度来讲，今年我们的人均GDP大概率就会超过13,000美元。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关键性的标志就是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从未来的发展规律来讲，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

深圳商报：但从全球对比来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

陆铭：对的。在我们国家，社会各界有一种思想误区：好像不太看得上服务业，总觉得不是很高大上。

其实服务业是有两种，一种叫生产性服务业，一种叫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通俗来讲比较高大上一点，我觉得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都觉得蛮重要的；但是生活性服务业包括了服务于居民生活的那些事，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就会被忽视。

但是，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来讲，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我们传统的制造业商品的消费，会有一个饱和的效应。新增出来的消费需求会集中在吃喝玩乐、文化、休闲、教育、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

从国际比较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的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跟历史同期的国家相比（请注意：不是跟现在的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去比），我们的服务业占比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

制造业越强，服务业所占比重越高

深圳商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再度强调制造业的战略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服务业的比重会降低？

陆铭：我这几年一直在向理论界和社会各界讲一件事情：制造强国不等于制造业比重高，甚至制造强国以后制造业比重反而更低。

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一国内部，若制造业越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低，而服务业所占比重会提高。

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将逐渐下降，但同时会产生大量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尤其是在研发、设计、品牌等环节的生产性服务业附加值占比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于传统制造产品的需求将逐渐饱和，服务消费的占比将持续上升。

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加快推进，制造业所占比重反而会变得更低。因此，在政策上，需要充分重视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统筹兼顾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不应将单一制造业比重作为政策目标。

以生活留人，是一种普惠性的产业政策

深圳商报：制造业与服务业二者应该是齐头并进的，这对于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是个很大挑战。

陆铭：对，说得非常对。其实现在在中央层面一直讲到的是多种产业要相互融合发展。

对于政府来说，应该从原来那种抓项目的一对一的，或者是一对多的制造业的产业政策转向一种“普惠式”的产业政策。如果把一座城市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就能把人才吸引过来，这时候政策就转向提升公共服务，提升生活品质，我把这个称之为“以生活留人”。这实际上就是普惠性政策，它是一种看不见的产业政策，而且也不会被人批评，因为它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

深圳商报：有了这种转变以后，人的就业形态改变了，对人的技能要求也不一样了。那这对我们的社会治理又会提出什么要求？

陆铭：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看我们政府喜欢大包大揽，喜欢标准化。举个例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城市特别喜欢把街头的店招统一换掉。这是什么现象？实际上就是用制造业的思维来发展服务业，结果大家不喜欢，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城市还有生气，还有多样性吗？

原因出在哪？原因就出在我们的思维是前置的，标准化的。其实美不美，你要让老百姓去选择。这就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出了问题。随着大众需求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生活当中所出现的矛盾，政府已经很难用标准化的方式去解决了。

深圳天然具备发展服务业的优势

深圳商报：作为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近年致力于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您如何评价深圳的服务业？

陆铭：我觉得深圳服务业总体上来讲非常好。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其服务业天然跟制造业是结合的，而且深度融合发展。

服务业是个很大的概念，天然是包括科创的。在深圳，很多重大技术创新很容易实现产业化，产业化又很容易在消费侧去检验是否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又能快速把他的需求反馈到你的制造业环节里面来。当反馈到制造业环节后，又需要经过生产性服务业里面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所以就形成了从生产性服务业到制造业，再到消费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反观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科创很厉害，但其实它的生产基地离得比较远的，甚至可能远在其他国家，或者在太平洋对岸。

因此，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都很难找到像深圳这样发展服务业的好契机。这是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服务业整个升级换代的一个密码。

前海优势赋能“双业融合”

深圳商报：前海作为国家级的战略平台，其如何助力深圳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陆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会带来城市内部不同区块的分工和协作。中国的确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服务业越来越多地需要为制造业赋能。然而，我们服务业本身存在很多短板，跟国际很多经贸规则的对接还不够。

前海，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窗口，可以把服务业发展存在的各种短板和问题，先行先试解决掉。比如说，科创、金融、贸易、法律、咨询、仲裁这些方面，可以服务于整个深圳甚至全国的制造业。

深圳商报：前海扩区后，宝安的大部分面积被划入前海，再加上深中通道开通，宝安在大湾区的战略价值会发生哪些改变？

陆铭：前海扩区，深中通道开通，我认为实际上深圳都市圈的概念会被重新塑造的。未来，在宝安很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都市圈中心，这个中心点在前海到宝安区位上，然后再辐射到伶仃洋对岸的中山，这样整个格局就打开了。

深圳商报：所以，宝安在整个湾区的战略位置也发生了改变。

陆铭：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因为经济地理跟自然地理是脱不开的。这里之前是个海湾，珠江东西两岸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成本特别高。联通以后成本就下降了，有利于促进两岸的分工协作。

在这种情况下，宝安对自己的定位就不能仅仅是个制造业大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和制造业双轮驱动，现代服务业的赋能作用得以凸显，消费服务业对于人才的集聚作用也开始显现。

与前海联动凸显“宝安作为”

深圳商报：如何抓住机遇凸显“宝安作为”？如何强化前海服务业与宝安制造业之间的联动？

陆铭：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

我们看到，现在总体上来讲，制造业跟国际的规则对接得比较好，但服务业很多短板实际上是来自体制性的矛盾。比如，像产权的保护等跟国际通行规则和标准的对接方面，我们做得是不太够的。

但当全球服务贸易比重越来越高，这些方面的对接是必须的。前海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那宝安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要看到接下来服务业发展趋势，自己主动地创新开放，主动去对接最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甚至在构建新的服务贸易国际经贸规则时，在参与标准制定的时候要有一些话语权，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短板。

深圳商报：您指的是，宝安制造业本身的提升，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前海优势促进其与国际规则接轨？

陆铭：是这样的，宝安作为制造业大区，这么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是要出海的。借助前海优势，让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规则的对接。

深圳商报：腾讯新总部“企鹅岛”落地宝安大铲湾，被认为将改变整个大湾区的产业生态。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为核心的腾讯生态，将会对宝安这一区域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陆铭：我们刚刚谈过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腾讯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腾讯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服务消费端的数据资产，通过反馈进入到生产侧，赋能制造业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消费和制造业的良性互动。

而且，中国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观察的趋势：大数据，实际上可以让中国本土企业更好地利用数据资源，对欧美的咨询、设计、品牌等相关产业进行替代，这也是中国整个产业升级换代非常重要的过程。数据资产，将成为中国产业决胜未来的一个发力点。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产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刘战国，为本次对话特邀嘉宾主持，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陈溶冰
审校：乔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