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 涛 苏典清

【摘要】2022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守正创新的新闻传播学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算法伦理及推荐等八大学术热点上发力，整个学科持续向前推进，有创新有突破有进展。

【关键词】2022年学术热点 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国际传播

2022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习近平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分支，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与沟通经验的新闻传播学奋跃而上，围绕基础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回答了一些时代课题，学科创新有突破、进展较大。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新闻、新闻事业、新闻传播规律等的认识和看法）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精神脊梁，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

张涛甫（《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8期，《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场域的主流话语，这一话语经由多年实践和理论积淀，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概念与观念集群。其超越了狭义新闻观的视野，从深广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域揭示新闻观背后的意识形态关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进程充分说明，理论的真理性取决于对实践的“在地化”深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步入新的阶段，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回应全面开放条件下新闻舆论领域的重大命题。支庭荣（《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1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视角、内在逻辑和价值关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嵌入性视角”来诠释新闻与人民的关系，与西方新闻观存在根本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源头开始，其价值立场一直是人民群众的立场。通过宣传与组织的复合机制、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鼓动与引导的正向性、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新闻与人民力量的嵌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建设美好世界的过程中，新闻宣传以人民为中心以及与人类共命运，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历程中的复调。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党管媒体”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党管媒体，指党在新闻宣传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思想领域把握好舆论走向，把各级各类媒体置于党的领导下，确保党对媒体的主导权和管理权。朱清河（《新闻春秋》2022年5期，《“党管媒体”的思想生成、实践发展与理论逻辑》）：基于思想与实践的双向历史发展考察，系统阐释“党管媒体”的思想源流、实践面向与理论逻辑，旨在揭示其理论科学性，澄明了我国新闻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两为”方针的合法存在依循。无产阶级政党“党管媒体”原则，是中国新闻界一直恪守的基本从业前提、核心职业理念。

话语即两个和更多言谈者之间的交谈与互动。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之一。张传泉（《理论学刊》2022年4期，《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及理论品格》）：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什么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如何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等基本问题，彰显了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直面问题的求是精神和面向未来的国际视野，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打赢意识形态保卫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童兵（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直到今天的习近平等领导人都以新的内容新的意义，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发展具有科学性、永远青春常驻。习近平2012年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对新闻舆论工作极为关注，系统论证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治国理政大局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涉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方方面面，做到系统学习与准确理解并非易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华社高度重视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的学习宣传阐释，专门成立课题组、组织全社骨干力量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的重要论述》（作者：新华通讯社课题组，新华出版社2022年9月版）一书，作为这一努力的最新成果，既系统呈现了系列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也全面展现了学习理解的原则方法，给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提供了学习的“钥匙”和“密码”。该书注重系统性、凸显整体性、体现实践性、强调指导性、反映整体性，为当下新闻舆论工作实践、教学和研究的极佳参考读本。

二、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周勇（《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10期，《从元问题出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自主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根本。需要回到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新闻传播学的本体和实质是什么？），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价值入手，厘清本学科的内涵外延，确立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逻辑。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基本面向：对内重构，中国特色、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对外拓展，面向外部需求的问题域（舆论与国家治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等）。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焦点领域：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学、中国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中国舆论学），面向问题域的知识创新（如何促进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与如何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资源库（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新书写）。

胡正荣 王天瑞（《国际新闻界》2022年11期，《实践：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源头与出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百年新闻传播实践史、中国的数字化与平台化传播实践和全球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共同为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基础、时代机遇与全新路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学者勇于、乐于和善于在交叉碰撞中创新、在开放包容中治学、在多元视角下求真，积极拥抱现实生活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以面向学科重大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面向实践重大问题为基础，以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为关键，以实践、学科和专业之间的转化为具体路径，不断推进对中外理论的转化、实践与理论的转化、多学科知识的转化和机制与评价的转化。胡正荣 叶俊（《中国出版》2022年20期，《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本，要从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入手，着力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须明确改革方向，以交叉、协同、融合思维优化学科体系，从基础、前沿、问题视角强化学术体系，用范畴、概念、普遍化活化话语体系，以实践、行业、治理为抓手深化社会贡献。

王凤翔（《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12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历史使命》）：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是建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前进动力与发展方向。在未来面对问题、不惧挑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本质要求，以“两个确立”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方针，以网络强国为愿景，以“三大体系”为重点，以国际传播为抓手，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发展完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高晓虹 涂凌波 郑石（《光明日报》2022年11月4日，《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思想方法与基本路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应既具有自主性、中国性，又融通中外、具有世界意义，能够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原创性理论贡献。主要路径至少有四，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观照，以学科体系建设为重点，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支撑，以话语体系建设为突破。张涛甫（《新闻记者》2022年5期，《立足中国现场 回应时代之问》）：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创新做出了大贡献，也为今后的理论大突破做了较充分准备，继而需要整体发力，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至与时代匹配的新高度。

三、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张毓强 潘璟玲（《新闻与传播》2022年3期，《国际传播的实践渊源、概念生成和本土化知识构建》）：中国国际传播在具体的概念实践和知识建构中，需要保持自身本土化问题意识的自觉以及遵从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中国国际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理念和长远理想，在明晰中国主体性基础上，寻求稳定性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进而综合运用媒体传播、教育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手段，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塑造传播维护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开展人类信息交流和交往的实践活动。云国强（《新闻与传播》2022年1期，《国际传播中的话语角力：讲好中国故事与“语言陷阱”》）：西方媒体持续提供的“中国故事”始终以东方主义式“西优东劣”的种族主义透镜，以奇观、他者的语言体系，将中国锁定在一种“有缺陷”或者“有罪者”的形象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体现了我国针对西方媒体话语霸权的斗争路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着手，应对西方媒体的“语言陷阱”。其一，对于西方媒体在讲述中国时构设的“语言陷阱”，可以采取“反汇编”的程序；其二，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打造中国话语体系为重中之重。

段鹏（《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4期，《我国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历史、问题及对策》）：国际传播的主阵地已从传统媒体转移至互联网。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网民，但是互联网中文信息流量却相对较少，与英文信息流量差距尤为悬殊。不同时代中文信息流量具有不同特点，匮乏的原因包括英语在全球语言网络中居枢纽地位、互联网巨头形成马太效应、个人独立建站的门槛和成本较高、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网站式微等，因此需健全打造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加大对出海互联网企业的支持力度，关注海外华人年轻一代并培养关键意见领袖，大力加强国际中文教育。王翠梅（《外交评论》2022年1期，《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为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我们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程曼丽（《传媒观察》2022年9期，《逆技术潮流与新媒体外交：大变局下国际传播的演进趋势与特征规律》）：新的国际舆论格局有两个特质，一贯主张信息自由流动的西方国家，转而成为信息自由流动的阻碍力量；一向引领全球传播科技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转而成为逆技术潮流而动的反制性力量。对此我们要加强研究研判，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未来走向及其规律性，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话语优势，提升传播效果。

四、算法、算法伦理及推荐

目前算法在新闻传播业的应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运用算法实现的自动化写作，以及对海量信息的筛选与分发。新闻传播领域聚焦于讨论算法引发的新闻内容低俗、偏激、同质化严重、新闻审核不严、价值导向错乱、信息茧房效应严重等问题。

蒋原伦（《文化研究》2022年2期，《算法：文化的演进与对欲望的控制》）：算法是人类心灵的造物，但今天的算法是人们应对和处理大数据的手段。科技理性的膨胀使得算法成为一个外在于我们又控制我们的手段。算法并不创造欲望，其只是复制人们的欲望对象，资本则通过算法收编人类欲望。然而欲望本身具有创造力，欲望作为生产机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算法中则有非理性的一面。传统文化是缓和算法所代表的科技理性冲击的有效人文空间。唐铮 段景文 严云依（《学术研究》2022年4期，《双重驯化与人技混合：驯化视角下的算法再定义》）：与过度强调算法力量的技术决定论或过度强调人的主控性相比，驯化视角平衡了智能媒体兴起以来数字逻辑和技术逻辑在算法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唤起对算法结构下人类能动性的思考。双重驯化过程中，算法依靠其强大的连接属性集纳了各种社会要素和社会主体，从而形成一个既包含技术程序，又受到人类意志影响的“人—技混合体”。在此基础上，算法与新闻业已经走过最初敌视与警惕的阶段，逐渐形成相互嵌入与协同稳定的共生关系。

匡文波（《伦理学》2022年1期，《对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的伦理反思》）：从算法伦理的视角出发，以权利为逻辑起点，从数字人权中的自由、正义、隐私、自主性、人性尊严等先行价值切入，重新解读算法黑箱和信息茧房等问题中受冲击的伦理内核，厘清智能传播环境下算法推荐技术对个人、行业和社会造成的权利威胁，反思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并试图提出可行的解决对策和建议，提倡以人权价值规制算法技术，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中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主体地位。谭亚莉 刘艳（《学习与实践》2022年7期，《算法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及优化策略》）：算法传播依托平台优势削弱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其信息个性化、偏好化分割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注意力资源，加大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难度。因此，需要通过加强主流价值观对算法传播的引领、推动话语变革创新、提高话语受众的算法素养、激活话语传播者的算法能量来优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

五、数字新闻学即“在线新闻学”

数字新闻学亦称“在线新闻学”，指一种对使用数字媒体技术，通过互联网发送的当代新闻形式及其特点的研究与报道实践。彭兰（《新闻界》2022年1期，《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机器对于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在数字新闻生产中机器思维开始普及，但它们不能替代人的思维，而是需要和人的思维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从用户角度看，他们正在走向人—机一体化。机器在数字新闻业中获得了重要权利，也影响着各种人类主体的权利及各种主体间的权利互动。常江 何仁亿（《中国编辑》2022年4期，《物质·情感·网络：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在新闻业流程再造过程中，数字媒体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创造了基本条件、限定了基本规则，情感成为决定新闻行动者行为的支配性逻辑，而网络力则在具体的实践与观念层面为新业态赋予了稳定的结构。这一框架立足于对构成新闻生态的三种基本关系的阐释：物质基础设施与总体性实践模式的关系，情感化经验与具体新闻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网络中人及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姬德强（《新闻界》2022年4期，《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比较体制与数字经济的视角》）：首先采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方互动框架分析了欧美社会语境中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逻辑，以及所型构的虽然一体化但充满矛盾性的新闻体制；继而针对中国语境，提供基于统摄性国家概念来进行内部新闻体制调整和重组的数字化分析视野。尔后从生产要素的多元配置、生产关系的灵活调整，特别是数字劳动的压缩、替代与竞争等维度，分析数字新闻业的经济功能。最后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于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两个前沿研究路径——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工。王婧雯 雷建军（《编辑之友》2022年1期，《游戏化的新闻：数字新闻业的边界互动与逻辑协商》）：随着新闻与游戏两个场域的交融互动，新闻业的游戏化转向为理解当下的数字新闻生产与媒介文化打开了新天地。技术与权力的收编以及虚幻的情感投入让新闻游戏的合法性处于未知的境地，而游戏化对液态化新闻业生态的搅动，更加加剧了媒体人的焦虑。游戏化并不意味着专业性的离场，新闻业要以一种科学谨慎的态度面对新闻与游戏间的逻辑张力，而公众则更要以全新的媒介素养面对数字时代游戏化生存。

六、争议“元宇宙”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认为，元宇宙或将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Web3.0（在包括区块链技术等一系列技术推动下，形式更加去中心化、更加可信、更加安全的互联网；用户掌握自己的身份、数据资源和要素）是元宇宙的底层网络架构。

彭兰（《探索与争鸣》2022年7期，《元宇宙之路的近虑与远忧》）：从社交角度看，元宇宙应用能否呼应社交需求摇摆的节奏，能否帮助用户实现连接与反连接之间的平衡，既关乎它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关乎人的社交质量。从化身角度看，元宇宙应用将进一步推动人的化身实践与化身满足，但由此也会带来化身管理负担、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等问题。从体验角度看，元宇宙相关技术将带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也会增加人们在新体验中的沉迷，沉浸式体验是否会成为一个将人吞噬的“黑洞”。蒋建国（《阅江学刊》2022年1期，《元宇宙：同质化体验与文化幻象》）：尽管元宇宙可能会带来技术和消费革命，但从文化模式的角度看，元宇宙并没有导致社会情感结构的显著变化，其仍然是网络技术发展的新形态，它强化视觉体验，弱化触觉、味觉、听觉体验。从此角度审视，元宇宙最大的特色就是视觉文化的暴力，它使“光韵”消失，使人在仿真的世界中形成同质化体验。所以说，我们对“元宇宙文化”不能迷信不能盲从。

王儒西 邹开元（《新闻春秋》2022年1期，《元宇宙：人类感官和人居环境的再发明》）：元宇宙是全球疫情防控期间，互联网行业为突破停滞内卷的行业现状，聚合多种新兴技术提出的产品化想象。元宇宙的核心可归结为“感官拓展”与“时空拓展”两个方面，它们是元宇宙对人类感官与人居环境的再发明。元宇宙体现了媒介自然化的趋势，但也存在个体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结构分化与不平等诸多需要警惕的问题。付茜茜（《学习与实践》2022年4期，《“元宇宙”：赛博空间的技术趋势与文化症候》）：当下技术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已深远影响着现实世界，“元宇宙”重塑着社会交往形态和个体身份，为社会数字文化消费产业的发展带来新契机。然而，过度沉溺于赛博空间将引发诸多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七、如何防止网络谣言传播

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网络乱象之一。张权（《学习时报》2022年11月4日，《应急情境下如何防止网络谣言传播》）：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完善突发应急事件公开机制，运用技术提高辨谣辟谣能力，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治理生态系统。黄河（《学习时报》2022年11月11日，《智能化谣言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治理是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重要部分。智能化谣言治理的三路径是：1.夯实基础，补齐技术短板；2.协同共治，完善协作机制；3.正本清源，建立传播新秩序。

朱晓娟（《光明日报》2023年1月28日，《加强网络谣言协同治理 还一片清朗网络空间》）：互联网的治理之道在于协同共治，网络谣言的治理也需要各方合力，既注重事后的追责与救济，更要注重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督，合力铲除网络谣言生存土壤。网络谣言治理，须协同治理，立法先行；提升部门监管能力；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主体作用；善用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深入培育公众网络素养等。陈曦（《科技日报》2022年12月23日，《这一年，用科学与理性之锤粉碎谣言》）：未来，我们要大力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将抵御谣言的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八、如何进行新闻知识教育

高晓虹 涂凌波（《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8期，《“实践赋能”视野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与模式创新》）：结合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的具体经验做法，从时代需求、理念创新与模式探索等层面展开论述，重点探讨“实践”如何赋能新闻传播教育，进而提出“新闻教育实践观”理念，将“实践教育”整体升级为“全面实践”，推动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创新，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石义彬 邱立（《中国编辑》2022年2期，《融入与创新：我国建设性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建设性新闻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基本框架下，将建设性新闻理念融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中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基于现实需求和教育困境，建设性新闻教育需要围绕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支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依托三个方面开展。

廖声武（《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4期，《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新闻教育不应该简单地作为职业教育来对待，而应该让学生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在强调学习新闻理论的同时，重视讲授与研究讨论相结合，重视结合中国报界实际，并吸收优秀报人的经验。姚道武（《皖西学院学报》2022年1期，《成舍我新闻教育思想三辩》）学界有人认为成舍我办学宗旨是为其所谓的报纸“问政”输送人才，其办学的目的和办报一样，是为了“赢利”，并直言其太过功利，因而培养不出“大师”。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不只是为所谓的“问政”，更在于“问民生”“问社情”，即培育学生关注时事、关注民生、关注社情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单单是图自己“赢利”，而在于追求既能缓解报社用人之困，又能满足学生实训之需的“双赢”。

【本文系2022年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新探与优化教学路径”阶段性成果】

作者邓涛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者苏典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

见习编辑 刘兰若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