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故事 361 期│谁可以改变刘西鸿？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刘西鸿这个作家，但《你不可改变我》这篇小说不会被遗忘。”10月14日，刘西鸿参加了在坪山图书馆举办的“和坪山一起文学”主题沙龙，让人生出很多感慨。“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出的文化名人。不过，估计现在已没多少深圳人知道她了吧。”一位网友说。

的确，刘西鸿已经阔别深圳文坛，乃至于中国文坛太久了。作家莫言曾经在给她的书《法兰西的烦恼 法兰西的美好》写的序里提到，多年以前（上世纪80年代，编者注），这个名叫刘西鸿、喜欢以“本小姐”自称的女人，还是个娇艳如花的大姑娘。“她以一部《你不可改变我》，轰动了文坛。此作旋即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应为全国短篇小说奖，编者注）。那时候文学还很是回事儿。‘本小姐’也基本上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就在众人期待着她的新作，当然也期待着她的更多精彩故事时，她却突然销声匿迹，据说是跟着一个法国的英俊小伙子远嫁法兰西了。”

当时刘西鸿这个名字，与深圳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莫言回忆说：“她的作品乍一问世，即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来自特区的青年迷惘而潇洒的崭新观念，作品中洋溢着的现代精神，也使那个时期的文坛诸公耳目一新的同时而略感惶恐。”

但现在，很多人形容刘西鸿都会用到一个词：“惊鸿一瞥”。1987年，《你不可改变我》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第二年，刘西鸿和一名法国青年在香港登记结婚，不久后她随丈夫移居香港，随后又去了法国，在法国定居至今。

“惊鸿一瞥”成为很多人的遗憾，连莫言也讲：“‘本小姐’惊鸿一瞥后旋即埋名西洋，但文坛上的朋友们一直牵挂着她。大家都不太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就此搁笔。”刘西鸿移居法国后，创作产量锐减，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除了有随笔发表外，已基本不再发表小说，也因此，刘西鸿慢慢被人淡忘。

10月16日，在刘西鸿结束这一趟深圳之旅回到法国的前一天，我和她在福田一家咖啡厅里见面。那是一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深聊，很多时候反而是刘西鸿向我发问。她会问我，作为深二代，你怎么看待这座城市？你从小到大身边的朋友圈子会流动很快吗？她仍然对深圳这座城市充满好奇心，好奇这里的人的精神世界。

从轰动一时到逐渐沉寂，我好奇的是：曾经写下《你不可改变我》的刘西鸿，如今有了多少改变？对她而言，文学还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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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鸿是深圳文学的“初恋”，做出这个判断的胡洪侠，他的依据是，刘西鸿凭借《你不可改变我》成为了深圳第一位获得全国大奖的作家，当年因为有刘西鸿，深圳进入了全国文学的“第一方阵”。

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依据。在“和坪山一起文学”现场，有一位读者提到，当年她在上高中时读到这篇小说时，就因为“你不可改变”这句话引起了她对深圳的向往，因此在大学毕业后就义无反顾来到深圳并一直生活到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刘西鸿的作品使他们对深圳有了“初恋”的感觉。

这位读者还提到了小说里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不是有了青春，就什么都有，没有青春，就什么都没有？”她向刘西鸿提问：“是不是没有青春了，就两手空空了？”刘西鸿现场回应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没有青春了，就说我们有智慧。这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说法。”

▲刘西鸿在坪山图书馆参加主题沙龙。

在后来的采访中，刘西鸿对我回忆起了她的写作之路，那也是萌发自青春的躁动。十七八岁时的刘西鸿，经历过两次高考落榜。第一年报读的是理科，没考上，第二年转去文科，结果，成绩变得更差了，那时的刘西鸿，已经有点无心上学了，而把心思都花在文学创作上。当时她做得最起劲的事，是给《花城》文学杂志写信。她还记得有一次，她在杂志上看了一篇作品觉得很不满意，就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花城》编辑部，“把这个作品大批了一顿，说了很多很不客气的话。”多年以后，刘西鸿在国外遇到了这篇作品的作者，还向他提起过此事，结果人家说，当时《花城》压根没把这封信转达给他。

但信件一来二往，也让时任《花城》杂志主编李士非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常常写信的文学少女，想要见见她。“信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写什么了，但是一个主编来找读者，是因为当时我写的一些内容还是比较让他吃惊。”此后，刘西鸿开始了正式写作和往《花城》投稿。

高考落榜后，刘西鸿待业了两年，后来进入了文锦渡海关工作，并一直持续写作。1985年创作《你不可改变我》时，刘西鸿二十四五岁。小说主要塑造了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十六岁的“令凯”，另一个是三十岁的“我”，而刘西鸿当时的年纪正好处在两者之间，让她得以有所畅想。她回忆说，当时创作时脑海里并没有什么原型，纯粹靠想象，她写短篇小说，往往开了头就一直往下写，可能到结尾，已经完全不是开头的设想了，有时会增加人物进去，故事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它没有太多的构想。”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我”是一个药剂师，令凯则是一个有着模特梦的少女，她们明明个性天差地别却彼此吸引，但互相间又不想被对方改变，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冲突。后来把《你不可改变我》改编成电影《太阳雨》的导演张泽鸣就曾对刘西鸿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个性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刘西鸿却在小说世界里，让她们两者相遇相知，用个性十足的叙述风格，以及鲜明的女性思想，发出了“你不可改变我”这样一种时代的声音。

在发表《你不可改变我》前，刘西鸿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广东的一些文学刊物。但这篇小说写出后，有人劝她把这篇小说发远点，“发出广东省”。刘西鸿就把小说投给了当时中国文学界堪称顶级刊物的《人民文学》，结果这部作品很快被相中，并在1986年的一期杂志中以头条的方式发表，引发文坛的轰动，影响了众多的文学青年，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赞誉的声音很快扑面而来，刘西鸿现在还保留许多的读者来信，有多人跟她说，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篇小说，他们来到了深圳。

时隔多年，刘西鸿再次回望这些赞誉，仍觉得有些惭愧，更看见了其中重要的时代因素——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的眼光都在深圳，大家都迫切地想要听见深圳年轻人的想法。“那时候什么都是加分项，文学加分，深圳的特色也加分，一个年轻人也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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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法国前，刘西鸿在香港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她住在荃湾，上班的地点则在中环和湾仔之间，路程大概45分钟，下车后走在路上，看着人来人往，那时候她觉得香港是一个密度很大的城市，也感受到了一系列的文化冲击。而到了法国，更加不一样了，法国社会的包容度一度让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我价值选择的刘西鸿很是惊讶，“无论你穿得多么奇装异服，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在这里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人会理你。”

很多人都以为刘西鸿去法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写小说了。其实不然，1995年，刘西鸿还在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中出版了一部作品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只不过后来的作品似乎再也没有达到《你不可改变我》曾经所拥有的影响力和回响。

▲《你不可改变我》书影。该小说首发于1986年9月的《人民文学》上，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写其中一篇短篇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时，刘西鸿一度因为过度投入，晚上都会做噩梦。但很难说从何时起，刘西鸿丢失了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多数时间写的都是随笔。在采访中，刘西鸿对停止创作小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给出几种理由。一是到了法国以后，作为移民，生活的压力变大了，写作的压力却没有了；二是“法国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能说的人太多了，光欣赏他们花了好多时间，而且看别人这样写，自己不敢写、不敢动了”；以及，“我写的东西和别人写的没有太大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不写了。”

很多人都觉得刘西鸿停笔是一种遗憾。但刘西鸿最早对作家这种身份认识，受到了一些香港作家的影响，他们并非纯粹地活在文学的世界里，“就是自由一点，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选择写作形式和内容，在市场上赢得读者青睐。”刘西鸿相信写作就是一种自我需要，“如果是一种真正的创作，我相信完全是由激情引起的。但如果是为了应酬，可能不会出好作品。”

在“和坪山一起文学”活动的现场，刘西鸿很少讲《你不可改变我》曾经的荣光，反而讲了小说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1986年，刘西鸿被选上去北京参加青创会。在那个文学井喷的年代，刘西鸿在北京见到了顾城，还见到了写《空中小姐》的王朔，当时王朔还提议，大家可以一起写一个电视剧，每个人创作一集。回程广州时，在落地的机场里，导演张泽鸣就跟她敲定，要把《你不可改变我》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并邀请刘西鸿参与剧本创作，这就是后来登上大荧幕的电影《太阳雨》。

刘西鸿回忆，当时改编的过程并不是太顺利，虽然她很快就完成了剧本的初稿，但后来她和张泽鸣就剧本的构思发生了一系列非常剧烈的冲突甚至是争吵，“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比如，导演要求要加入很多动作性的东西，写一个人坐车，要写他摇下车窗这个动作，但刘西鸿觉得按这种方式来写，她没有任何感觉。其中一位女主角，“我”的身份在小说里是药剂师，在电影里则变成了图书管理员，当时刘西鸿都没去过深圳图书馆，对这个职业其实非常陌生，也不知道怎么写。最后，刘西鸿还是妥协了，接受了比她年长的张泽鸣的意见，但她觉得这已经不太算她自己写的故事了。

虽然在合作中有种种不愉快，刘西鸿和张泽鸣依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张泽鸣曾经当面向她指出：“刘西鸿你不会写剧本，而且你写小说也只能写一种氛围、一种情绪，你不会写故事。”这些话虽然直接，却给刘西鸿带来了很深的触动：“他指出了我创作上的强项和我的弱点，和我的不可为之处。”文学之于她，更像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东西，是一种氛围，是一种情绪，更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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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居住多年，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刘西鸿坦言，自己阅读法文还是有些许吃力的。但她能感受到法国非常强的文学氛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居住法国南部一个乡村，和家人共同经营一间度假村，每年七八月份，所在的地方会举办戏剧节，巴黎等地的剧团都会来演出。度假村里的园丁，还有附近经营小作坊的皮匠，都一定会去看戏剧演出。有时候园丁和刘西鸿会坐在一起，就聊艺术和文学。

“在法国，很多人是这样的，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都会享受文学。”每一年法国龚古尔奖公布后，都会引发一阵购买获奖作品的热潮，“看不看得懂另说，一定是先买回家，有的人会买来当成圣诞礼物送给别人。”刘西鸿说，现在自己更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不一定要作为作家去介入文学，也可以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去享受文学，去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如果不出门就打开电视，常常有读书节目，里面邀请各种嘉宾，就纯谈文学。”

刘西鸿读得最多的，仍然是中文小说。近段时间，她读了香港作家马家辉的小说《龙头凤尾》《鸳鸯六七四》，很是喜欢，认为它们代表了香港文学。“文学不是生活的记录，是生活的升华。”在刘西鸿看来，文学不是纯粹现实的东西，“好的作品肯定是超过生活，会让你觉得它进入了艺术的世界里。”她更加欣赏的是，马家辉此前从未写过小说，却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写长篇。

每当有人提到她是著名作家时，刘西鸿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在她看来，如果没有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不能被称为作家的。在阔别中国文坛的多年里，她尝试写过长篇小说，手里有厚厚的稿子，但最终还是没能满意地完成。

对于“惊鸿一瞥”这个标签，刘西鸿很坦然接受了，她说，自己年轻时创作有过“井喷期”，但“喷完了就没了”，她摊开了双手，“也只能接受现实”。

▲晶报2008年曾对刘西鸿进行专题报道。

虽然多年过去了，刘西鸿在小说创作上没能再重新启动起来，但她相信自己还能写，“一个作家，你必须要出作品，不能吃老本”。她渴望写出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她很欣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那种文学结构，“可以不断往里面塞东西，如果普鲁斯特直到今天都没有死，那他这部小说还可以一直写下去”，而刘西鸿也想写一个人一生几十年的生活，把它写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

也许我们还能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刘西鸿这个名字，能再次被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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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