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婉 余梓宏

北京时间10月5日19时，2023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揭晓。今年的奖项授予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表彰“其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出声音”。

中国读者更关注的热门人选则是女作家残雪。就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几小时，诺贝尔奖的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99年前泰戈尔访问中国的历史照片，照片上有林徽因和徐志摩。这一举动令中国读者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有了更多联想。

残雪的作品先锋气质明显，风格直率犀利，代表作有《山上的小屋》《黄泥街》《苍老的浮云》《五香街》《最后的情人》等。在国际上，残雪声誉很高。她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日本翻译家近藤直子在东京创办了“残雪研究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残雪在国内相当低调且神秘，鲜少参加公开活动，也几乎不出席各类读者见面会交流会。2019年，残雪第一次登上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这位与莫言同样只有小学学历，进过工厂、当过代课教师、做过个体裁缝，32岁才发表第一部小说的女作家迅速引起大家的关注。此后，她的作品大量出版，公众对残雪这个名字也越来越熟悉。

今年，残雪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瑞典文版在瑞典面世，即掀起一波“残雪热”。《新世纪爱情故事》瑞典文版入围了瑞典最佳翻译文学奖短名单。残雪在瑞典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可能是她位列诺贝尔赔率榜第一的原因之一。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接近，人们对于残雪的关注也越来越高。然而，残雪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她曾回应道：“这只是一个奖，又还没有得，不必都来找我。”

纵然蜚声海内外，残雪还是大众眼中最难以接触的那一类作家——作品晦涩难懂、难以捉摸。借着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的契机，我们来揭开这位作家的神秘面纱。

自然泄露的天机

1953年5月，残雪出生在《新湖南报》（现在的《湖南日报》）报社大院，父亲邓钧洪当时是社长兼总编辑，母亲也同在报社工作。父亲给她取名邓则梅，后来残雪自己改名邓小华，“残雪”是邓小华走上文学之路后的笔名，并沿用至今。

小时候，残雪经常看到父亲晚饭后坐在书桌前，打开一盏旧台灯读哲学著作。一本书，父亲总要反反复复地读，书中写满了批注。从眼镜片中，残雪看到父亲的惬意和自足，书本里的世界也让她充满了好奇。残雪总说，父亲是激励她走上文学之路的精神向导。“我父亲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非常善于独立思考和分析，我的母亲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人，非常容易冲动，他们这两方面的特点都遗传给我了，体现在我的作品里面。”

1957年，因为撰写了一篇关于改进报社工作的文章，邓钧洪被打成右派，夫妻双双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家里境况一落千丈，残雪被送到姥姥家。姥姥文化虽然不高，但却充满梦想，她会编一些光怪离奇的故事讲给残雪听，把她引入到一个个离奇的世界里。

13岁时，残雪小学毕业。由于家庭原因，她被分到一所很边远的学校读初中。自小敏感而又倔强的她不愿被人瞧不起，就对父亲讲：“我不想读书了！”父亲心疼自己的女儿，叹口气说：“不念书就不念了吧！”残雪的学历就被定格在了小学五年级。

因为家庭贫困，残雪的童年并没有任何玩具，但她是一个具有超级想象力的孩子，常常喜欢在自己的内心导演戏剧。残雪曾在采访中回忆：“最初的戏剧是很简单、很朴素的，是儿童都会有的一些小小的愿望。比如说，在某个炎热的夏天里，我就设想，如果外婆带我去了一块西瓜地，我和她坐在大树下面吃西瓜，然后弟弟，家里的人都来了，我们小孩子一起玩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残雪内心的表演活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戏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也越来越多。“有时候那些情节里还有英雄的场景，比如有一次我设想自己从围栏中拯救出我患病的父亲，或者我同外婆一道赶走野兽。”

残雪还靠着自己对大自然的领悟能力，学会了用最简陋的材料来编故事，比如一粒扣子、一块草席的碎片、几根丝线、几根冰棒棍子、别人扔掉的糖果纸……都会成为她最好的道具。少年时代，残雪还经常在脑海中编织关于友情、爱情的故事，这些材料有时是从阅读书籍、观看革命电影中得来，有时则是从对周围人的观察中得来。

“这种精神性的冥想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的想象一律是向善、向美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我只是不由自主就这样去做了。也许在那个时候，最高的自然已经向我泄露了某种天机吧。我将自己分身为几个角色，热情地表演我的戏剧，深深地沉溺于其中。”

▲残雪 视觉中国/供图

残雪曾表示，即使她受到过高等教育，仍然会成为一名特殊的作家。“这是因为我有很大的天才，我的艺术表演的冲动很强大，而且我也有很好的自学能力。我是一名很特殊的作家，我的创造不受外部材料的限制，任何材料我都可以将它变成艺术。我今天所创造的是一个无比广大的世界。所以，我的生活已经通过这种创造变成艺术的生活。现在，我每天都要从最高的自然协调我的动作，我认为我自己就是这个自然本身，自然是我的身体，我的这种艺术最需要的是主动性、创造性。即使在从前，我念了大学，我也会将我学到的那些知识转化为艺术，就如同作家卡尔维诺所做的那样。”

天生的写作者

中止的学业不等于阅读的停滞，少年的残雪与书为伴。离开学校后，残雪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书籍，从中国古典文学到世界名著，都是她阅读的范围。1970年，17岁的残雪接受街道办事处的安排，进入一家小工厂当了一名铣工。白天她在厂里干活，晚上回到家里，就像一尾自由自在的鱼，畅游在文学的海洋里。很快，阅读译文已经不能满足残雪的需求了，为了读英文原版小说，在公交车上、在工作的间隙里，她抓住任何机会开始自学英语。

从小工厂里辞职后，残雪成为了一名英语代课教师，辞职后与丈夫一起自学裁剪和缝纫，开了一间裁缝铺。好手艺加上好人缘，裁缝铺的生意越来越好。在生活的间隙中，残雪重新捡起那些世界文学名著。1983年的一天，她终于按捺不住内心强烈的写作冲动，开始在缝纫机的面板上写起小说来。

残雪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写作者。她发现，她在写小说时不需要事先思考情节与结构。只要一坐下来，她就可以写，从来不“考虑”如何写。那时的她并没有专门的写作时间，白天顾客来来往往，她的创作时常被打断，有时写10分钟，有时写15分钟，最长的一次写了半小时，晚上更不用说顽皮的儿子几乎霸占了她的全部时间。令人称奇的是，就是在这样零碎的写作时间里，在事先没有构思的情况下，残雪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小说《黄泥街》。

残雪认为写作就是一种表演和突围，她曾说：“也许我就像美国的舞蹈家邓肯，我的表演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不需要事先设计。”当谈到所有作家都会遇到的写作瓶颈期问题，残雪称：“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写作障碍。我为何要创造？让我的身体表现得更加自由。只要我坐下、抓起笔、写作的时候，写上1小时，我的身体就会感觉非常愉悦。”

阅读西方文学作品，让残雪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中跳出，现代主义与巫楚风格达成了心灵默契，她成为了一位现代主义先锋派作家。除了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先锋精神，残雪也被认为是中国作家中最具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一。她将哲学思辨作为文学拓展的工具，并花费大量时间研读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黑格尔、康德、尼采、梅洛·庞蒂、海德格尔、麦克斯·施蒂纳都是她学习的对象。在采访中，残雪曾表示，她每天学习四五个小时，小说写作反而只需要一小时。

“把别人看作自己”是残雪哲学理论的核心。她曾自言是最典型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我比平常人对中国文化的体会要更敏锐、更深刻。”从这个基础出发，她开始研究西方哲学，把西方文化拿来做镜子。“这是好多年的训练，这样就能把自我看得更清楚，这大概是我和一般的中国作家最大的区别，而这和外国作家也不同。西方文化是一面可以让自我审视得更清晰的镜子。”

残雪自称她的叙事风格是“灵魂文学”，她的作品展示了活跃的想象力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残雪曾表示，她的文学，要描绘的不是人某一方面的情感，而是人的本质、人的原始冲动的形式。残雪作品中的人物，被命运捉弄，被外力所裹挟，对人类生存方式怀疑，对自身无情剖析。主人公则有着对自我内在无尽的探索和叩问。这些剖析和叩问则隐藏在残雪天马行空的想象、梦呓一般的叙述文字当中。故事常常支离破碎，缺乏一般的逻辑性。这也是为什么残雪的作品常被读者认为难读。对此，残雪并不掩饰她的作品读一遍是看不懂的，必须反复地读，要像读哲学书一样，读10遍才会有感觉。

残雪的笔名体现着她对艺术最高境界的追求，“高山顶上的‘残雪’，冷峻、独立不倚，象征着自由的精神，而世俗中的‘残雪’同正常的生活融为一体、拥抱生活。”在残雪看来，这两个“残雪”是她性格中的两个对立面，它们是矛盾的，但它们结合成了一个艺术的“残雪”，体现在她的每一部作品中间。

残雪是个“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说，围绕着残雪和她的作品，是一份鼎沸般的众声喧哗和更为持久的寂然冷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残雪之谜”就不绝于耳，有关残雪作品的研究更是多如牛毛。有人认为她是“超越了卡夫卡的不世出的文学天才”，但也有人认为，她只不过是“视野狭窄、风格单一、誉过其实的普通作家”。围绕着她的往往是十分极端分化的评价，这也让“残雪之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公认贴在残雪身上的标签就是“先锋”。残雪和余华、莫言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作家几乎是同一时间出道的。在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残雪就被视作先锋派先驱者，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超脱于现实、具有梦境般的荒诞，着重对心灵世界的深层次探索。陈晓明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指出，“她（残雪）的主题并不明确，但是那种冷峻怪异的感觉，那种对妇女心理的淋漓尽致的刻画，对暴力的幻觉式的处理方式，以及有意混淆幻想和现实的叙事方法，无疑是汉语小说的一种极致经验......残雪的小说叙述方式显然严重影响了稍后的先锋派，至少她打开了一扇隐秘的窗户，破除了各种清规戒律，预示了一个似乎超离现实的幻想世界在文学中的存在。”

洪子诚也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残雪）的作品如《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中总是将现实与梦幻“混淆”，叙述人以精神变异者的冷峻眼光和受害者的恐惧感，来创作了一个怪异的世界。”她善于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夸张与变形，营造出一个超越存在的精神世界。

而直到今天，在那批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早就纷纷改旗易帜的时候，残雪仍孜孜不倦地对文学进行着她自己的实验，从未停止。她曾自述说：“我的实验小说其实是理性中的非理性，表面看去是非理性，其实深层有严密的情感逻辑，表面的形式逻辑解读法是对付不了它们的。”残雪研究专家卓今也表示，残雪作品主题的超前性，艺术审美的独特性，叙事的多维度的开掘和超越世界的探索，都是独树一帜的，“读者读她的作品显然需要心力和智力。”

学者阎真曾经评价说，“在当代小说中，残雪作品的晦涩是首屈一指的。”他还表示，“读残雪的小说经常有一种迷茫感，不但无法确证象征的具体内涵，甚至连情绪性的方向也找不到。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始终处于一种解读象征的猜谜状态，很累，但却仍然无法穿透。”

“全世界能读懂残雪的，只有一个半人。”作家何立伟说。他是残雪的好友，他说的这一个半人里，一个是残雪，半个是残雪的哥哥——哲学家邓晓芒。

邓晓芒在1983年读到残雪处女作《黄泥街》初稿时，还觉得“她的作品还带有不成熟的模仿痕迹，主要是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很深”。但在两年后，他再读残雪修改过（重写过）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但邓晓芒自己也承认：“我觉得要能够把残雪的作品评论到位几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哲学和文学根本就是两个山峰，我就像站在一个山顶上遥望另一个山峰，偶尔云雾被吹散，露出了对面山峰的真面目，但随即又云遮雾罩，模糊不清了。”

一个“错位”的作家？

回顾残雪的创作生涯，她32岁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至今已发表90余部作品，但在国内的知名度一直都不高，作品更倾向于长销而非畅销。直到在近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残雪的名字都能在赔率榜中位列前茅，今年更是一度高居榜首，国内大众对她才逐渐有所耳闻。

但在世界范围内，残雪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一直有三“多”：作品被翻译得最多，作品入选外国高校教材最多，拥有为数众多的专门研究她的机构。2015年，残雪曾获得了三个国际文学奖提名：美国纽斯塔特文学奖、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其作品《最后的情人》最终获奖，残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中国获奖者）和英国伦敦的独立外国小说奖。此后她还两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她却从未得过哪怕市级的小奖。

而这样的错位，才使得残雪领跑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在国内引发如此大的震动。

她的先锋的实验性的写作，一直得到许多欧美评论家的喜欢，可谓“作家中的作家”。美国的评论家罗伯特·库维认为：“残雪是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由此，残雪“新的世界大师”这个名号在欧美传播甚广。“美国作家、批评家夏洛特·英尼斯给予残雪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残雪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异常，也道出她在中国没有受到广泛认可的缘由：“因为她的那种超现实的、创新的写作与中国传统写作在方式上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中国文学界的同行对残雪的这种写作方式感到相当的迷惑。”

这也与残雪在写作中融入大量的西方哲学思想有着很大的关联。邓晓芒表示，几十年来，残雪一直在坚持每天学习外语，看了大量的外语原版书，“但她的文学风格绝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或先锋文学，她是用自己在中国大地上体会到的生活去吃透西方现代文学的神髓，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道路。”

而另一方面，残雪的反故事、反情节的写作超越了地域性，这也让她的作品得以具备了一定的“世界性”，即使读者对中国了解不多，也能够读出残雪想要营造出的文学氛围。正如她曾在《残雪文学回忆录》中写道：作家可以从地域的体验起飞（大概任何人都免不了要这样做），但决不应该停留在地域这个表面的经验之上，有野心的作家应该有更深、更广的追求。而停留在表面经验正是中国作家（以及当今的美国作家）的致命伤。由于过分推崇自己民族的传统，他们看不到或没有力量进入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这就使得作品停留在所谓“民族经验”“写实”的层次上，这样的作品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其批判的力度也是可疑的。

（实习生李雨秋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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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