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荣光的大半生，都致力于岭南大学的近代化，说他是“岭大之父”并不为过；他为岭大而全球筹款，并将岭大收归国人自办。他以教育为名山事业，“尽瘁岭南至死”，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广东发展史上有了永久的影响。

■蔡登山

钟荣光（1866—1942），字惺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父亲钟玉龙初业农，家小康，时中外通商，乃赴香港营商肆。

钟荣光

钟荣光年少随侍，得睹洋场之盛，近接省会之广，故自少观感一新。年幼聪颖，髫龄入塾，过目不忘。负笈广州，就读于大馆，并从吴道镕太史游。年十七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中己丑恩科第七名副贡。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第九十五名举人，时值中日甲午战役败绩，感伤国是，即无心再求功名进取，因设馆于广州授徒自给。

时孙中山在港穗间密谋起事，钟荣光乃于一八九六年秘密加入兴中会，联合同志创办《可报》《博闻报》《安雅报》等，鼓吹革命，并结识陈少白、杨鹤龄等革命人士。其时新闻事业尚属幼稚，内容贫乏，未几，复招官府之忌，予以禁封。在此期间，有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及西医生在广州长堤开设博济医院，在四牌楼开设“格致书院”，寓传道于医药及教育。

一八九八年，格致书院迁往广州河南花地开课，次年钟荣光在香港荷李活道伦敦会（今称中华基督教会）道济会堂向王旭初牧师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日与廖德山、区凤墀、杨襄甫、左斗山等基督徒及牧师，研求教义。

一九〇〇年，格致书院迁往澳门，旋改名岭南学堂，钟荣光一面担任汉文总教习，一面学习英文、算学及各种自然科学，教学相兼。

一九〇四年，岭南学堂始在广州河南康乐村置地建校，做永久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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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五年，钟荣光毕业于岭南学堂之广学班，翌年再入岭南初办之大学一年级深造，“学不厌，教不倦”，此时他已四十岁了，与蔡元培四十二岁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相媲美。

一九〇七年，他代表学校前往日本，出席“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事毕顺道前往华北考察学务，在保定时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密探以革命党人罪名扣留。那时他在广东已有很好的声誉，教育界闻讯，就由南武学校校长何剑吾领衔联名具保，请求把他释放。三十五天后以“查无实据”开释。但钟荣光对牢狱之灾并无惊悚，当时他自问必死，诚心祈祷，并作诗云：“世间并无不死药，我生最爱自由花。”

一九〇八年，晏文士（C．K．Edmunds）博士任岭南学堂监督，钟荣光亦同时膺任岭南学堂华人教务长，襄助校中行政工作。学校用纽约董事局捐款建成马丁堂，钟荣光不愿仰赖外款，发起向学生家长捐款。次年，为了建设岭南学堂第三宿舍，他环游世界，行遍东南亚、美国等地筹款，所到各埠，亲向华侨劝捐，并劝华侨子弟回国就学，接受中国文化。美国各埠华侨咸表支持，愿以子弟付托，筹募款项不少。

一九一二年，胡汉民被举任广东省都督，网罗贤俊组织都督府，岭南同学钱树芬任民政司长，陈少白任外交司长，邀请钟荣光任教育司长。他对教育革新改进悉力筹划，并召开全省教育会议，注重各县地方教育，提倡社会教育，同时仍兼任岭南学校（“岭南学堂”于此年九月奉部令改为“岭南学校”）校务，工作不懈，直至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才免去教育司长之职，改由李翰芬继任。是时袁世凯谋改帝制，派广东督军龙济光欲将革命党一网打尽，开列出革命党人黑名单，钟荣光名列第五，龙济光未几即派兵入岭南学校搜捕，幸而监督晏文士博士事先得到密报，匿之于宅内地窖中，又严拒士兵入屋搜查。是夜，钟荣光乘美国领事馆电船至沙面租界，换乘美国舰前往香港，然后转赴美国。赴美途中著有《广东人之广东》一书。同年冬，继往檀香山探访华侨，招华侨子弟回国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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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钟荣光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选修教育学。同年，元配何氏于广州校寓逝世，噩耗惊传，悲痛不已。次年，与钟芬庭女士结婚。钟女士曾在香港创办安怀女校，巾帼丈夫，为清末有数之女志士，青年失偶，早年即仰慕钟荣光，此时任教檀岛，闻其有鼓盆之痛，即辞檀岛教席，遄赴纽约慰唁，不久两人在纽约教堂举行婚礼。但当时的守旧之士，以《左传》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为辞，指有违“同姓不婚”之古训，还有人扬言要驱逐二人出宗族。钟荣光不以为然，后来两人恩爱美满，舆论自消。

钟荣光与夫人钟芬庭

婚后，钟荣光于留学余暇任中华革命党纽约支部部长，并创《民气报》，为团结华侨，宣传革命支助。一九一六年，并在美洲各埠先后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三十余处，其宗旨主要在协助岭南学校教育之进行，希望岭南学校日后成为南中国完备的大学。因此，不独有华侨子弟入校就读，而且校中许多建筑都是由华侨捐资建成的，开华侨资助岭南经费之先例。

钟荣光

一九一七年初，钟荣光偕夫人回国，任岭南学校副监督（即副校长），得时任广东省长朱庆澜帮助，迁移校内千余荒冢，建设校园。一九一八年，钟荣光又约同监督晏文士、教授陈辑五等，先抵新加坡，获得张弼士捐款港币七万元，为归国侨生建筑宿舍之用，继赴吉隆坡、暹罗、越南、印度尼西亚各地，当地华侨纷纷捐助建筑侨校费用。一年之间，约募得当时美金约十二万元。于是广辟校园，大兴土木，扩充各学院。由最初之文理学院复得省政府之补助，而添设农学院。据当年提议的谭锡鸿说：“余因致书钟先生建议岭南学校兴办农业学校，……建议农业学校可在全省八个区分别兴办农牧场，以农牧场的收益补助学校的经费。钟先生复函对余建议大加赞许，并称为‘百年大计’。”又与美国丝商捐赠一缫丝厂，而专辟蚕桑学院。一九二一年再赴爪哇各埠募捐，得款建筑大学宿舍之需，后该宿舍命名为爪哇堂。一九二三年冬起，遍走南北美洲，为学校募款，并积极扩展农学院及实验农场，校址比邻坟地次第收购，获得新农地九百华亩，以建农林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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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岭南当局任钟荣光为协督。一九二五年，南方“反帝反教”势力高涨，校内风潮迭起，钟荣光与监督香雅各布（James McCure Henry）博士协力整顿校务。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岭南发生“共济会”风潮，工人罢工，钟荣光与香雅各布监督断然决定关闭校门，将学校停课，直至六月二十日，于停课两个月后，学校举行年终考试，二十五日，举行大学毕业典礼，总算顺利度过岭南校史上最动荡的一页。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学校当局将原英文名称之广州基督教大学（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正式改名为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并交由国人自办，由钟荣光出任第七任（华人首任）校长，八月一日，正式宣誓就职。自是以来，文理学院分立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农、理两院更成立研究所，获准得授硕士学位。商学院与工学院亦先后成立。

由钟荣光校长筹集资金的岭南大学农业教学楼（即十友楼）于1928年12月1日举行破土动工仪式。

钟荣光又于一九三五年亲赴南京，请求国府拨款，将教会所办之博济医院改建为岭南大学医学院，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同时，西教会在广州白鹤洞所办之协和神学院，亦隶属于岭南大学。由是，岭南大学学院之多，与校地之广，足与广州郊外石牌之国立中山大学相伯仲。据后来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说，美国人在办岭南大学时，只办文理学院，是采用小型大学的经营策略，并不想把规模搞得太大。而钟荣光是想把岭南照美国那些大型大学来办，像耶鲁、哈佛一样，几个学院，几千名学生，办成一个南中国最大的大学。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钟荣光在主持岭南大学开学典礼致词时特别指出：“做学生所持目标，如系为了个人，成就必少；如系为了人群，成就必多。本校无宗教之分别，唯本信仰之自由，凡所有宗教之大旨，不外‘爱’与‘真’而已矣！再者，本校又无国界、种族之别，大家以促进世界大同为归宿。本校又系私立，意谓政府不能任意收为公有。我中国人收回主权，非指权利之权，乃指权责之权也。愿诸生明白这些道理，有清楚之见解。”钟荣光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为国家社会之事业，办得好，财自来。”自助而后人助，岭南校训为“今之学者为人”，他自言：“吾生平只求实行，不尚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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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六月，岭南校董会以钟荣光年高，准予退休，改聘为岭南大学名誉校长，另聘李应林为校长。“七七事变”爆发，钟荣光应国府专邀参加庐山谈话会，会后留在牯岭东谷休养，完成回忆录（此稿其后失落）。翌年，国民参政会成立，他被任为参政员，翊辅中央全面抗战总动员大计。

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及香港大学校长罗富国合照

岭南大学于广州沦陷后，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借香港大学复课。一九四〇年，抱病偕夫人迁居香港，赁居跑马地蓝塘道。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下午七时，留港岭南校友假“香港大酒店”为他举行七十七岁诞辰祝寿会，出席者数百人，由郭琳弼任主席，校董会主席孙科、校长李应林、学生代表李毓宏分别发表演说。

会上宣告正式成立“岭南大学百万基金筹募委员会”，公推钟荣光担任筹募委员会主席。筹款运动期以本地三个月、海外九个月，准期结束。不意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起，十四日日军开始进攻港岛，一时炮声隆隆，引致病势加剧，十六日口授遗嘱，犹以校事殷殷为念。对于未成立神学院，未充分发展医学院及未建成附中新校舍，引为憾事。

二十四日香港沦陷，日寇以钟荣光与国民政府有密切关系，于二十六日闯入蓝塘道钟宅喝讯，他突遭此种侮辱，心神大受刺激，以致病情恶化，一九四二年元旦后就医于跑马地养和医院，延至一月七日，溘然长逝。

钟夫人则在一九五二年去世。她一生相夫办学，同受全体同学校友所爱戴，并为校外诸友人一致推许。她虽然没有生育，但秉夫志，视学生男女如亲生儿女，爱护备至。旅美华人陈之昭回忆道，“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钟师母。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一群孩子常去他们家串门。钟师母美妙的琴声经常使我们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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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荣光曾说：“我有四十余年的日记，足为他年就木后有志者撰作我生传时之充足第一手数据。”但可惜的是，这些日记连同其他手稿，在日军攻陷广州时全部毁于战火。在他年逾七十时，曾预撰一自挽联，夫子自道，可概见其平生与志事，联云：

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功，尽瘁岭南至死；

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联中说：“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是指他为岭南大学的筹款劝捐。连早期岭南的代理监督葛理佩，在其上纽约基金会报告书中都对钟氏筹款劝捐的能力极度赞叹曰：“他神通广大，能将土丘化为泰岳！”

钟荣光向人募捐，绝非如同乞丐之哀求，而是抱着理直气壮的态度。他常说：“办学育才，为国家民族造福，目标正大，我持此向人捐款，乃对他赏脸，他不自赏其脸，于我地位无干。故有钱而不肯出钱，心亏面赧而自馁者，乃是他而不是我。”

他曾数次到南北美洲华侨间募款，虽穷乡僻壤之餐馆、洗衣馆、农园菜市，奔走殆遍。各地侨胞每招手笑相迎：“钟先生，你又来了！”即开箱乐出其辛勤血汗之所蓄以奉酬，钟荣光则以温语慰藉，告以远景，谓岭南大学特重侨生教育，即是为侨胞造福前途。

香港的岭南钟荣光博士纪念中学

岭南大学除附设华侨学校外，所附属之小学，多收各地华侨之儿童，宿舍各层皆有保姆，夜半巡视，盖被舃枕，一若儿女亲生，故远方侨眷送稚幼来就学如归家。岭南大学又远至南洋开办中学及附小，尤以香港及上海最著名，香港至今有岭南钟荣光博士纪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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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说钟荣光对岭南大学最大的贡献当数两端：一是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七年间的筹款，他周游全球，向爱国华侨和国内各界集资办学，使岭南大学成为国内社会办学的先驱；再一便是一九二七年，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奋斗，将岭南大学从美国教会势力手中收回，这与当时以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化运动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论及钟荣光的教育理念，绝对不能忽视的是他对女子教育的提倡。据当时岭南的女学生廖奉灵说：“他对我们女同学寄以很大的期望，认为女子最适宜从事教育事业。他提倡男女平等，自由解放。当时男女同学之风尚未盛行，但由于钟师的远见，岭南在本世纪初已是男女同校了。”岭南学堂在一九〇五年开始招收第一班女学生时，正是刚由澳门迁回广州，购地建校之际，只有木屋平房两座，男女生共六十一名，全部寄宿，六七名女生没有宿舍，钟荣光就拨出自己的住宅（亦为木屋）二间给她们寄宿。外界有所非议，他却我行我素，视学生如子女。

民国初年，他担任广东教育司长期间，又派女生出国留学。岭南学堂在国内最早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比北大（一九二〇年开禁）早了十五年。

学者杨东平说：“事实上，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陈垣之于辅仁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陆志韦之于燕京大学，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可贵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现代教育文化。”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曾经流传过两句话，第一句是，“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第二句是，“北张（伯苓）南钟”，这个“钟”，正是钟荣光。当时的广州市长、孙中山之子孙科也说：“钟先生才智过人，资格最深，办学成绩斐然！”但钟荣光在岭南由一外人所办的教会学校，过渡到华人自办的大学，其间所历的过程，折冲樽俎，所扮演的协调角色，更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