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数字化转型浪潮下，高质量的跨境数据有序流动积极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际合作的核心竞争力。面对海量跨境数据，亟待我们深入分析维持数据安全与数据流动之间动态平衡的基本路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数据流动中积极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保护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数据跨境流动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期文汇予以汇编。

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

何波在2023年第4期《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挑战与因应》一文中认为，在数字贸易时代，各国都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挑战，需要妥善解决安全、发展和开放的关系。中国在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相关协定谈判中，要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数据跨境流动政策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的决策因素，但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应当是我国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数字贸易总体具备全球较先进的产业竞争力，具备良好的开放基础，互联网、信息通信等行业特别是头部互联网企业具有较高的走出去诉求。在国家新一轮开放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也要考虑到本国企业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诉求，以及中国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需求，不能一刀切地阻断“数据自由流动”来实现安全目标，失去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收益。未来，中国还要充分合理利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以及“安全例外”等国际规则，在数据大规模流动、聚合和分析的过程中，将数据出境产生的安全风险维持在一种可接受可控制的范围内，确保国家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安全，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平衡兼顾。

全面完善的法律制度子系统是建立健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系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陈兵、马贤茹在2023年第2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系统观念下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与法治应对》一文中认为，全面完善的法律制度子系统是建立健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系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囿于数据本身具有的复用性、共享性、多归属等特点，在数据跨境流通和应用的场景中，涉及主体已不局限于个人和企业层面，其价值和功能也越发彰显于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关涉创新发展、公共安全和国家主权。故此， 要构建数据跨境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级别的数据赋予具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出境规则。《数据安全法》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为不同安全级别、不同敏感程度的数据划分了数据保护和利用的判别标准。不过，《数据安全法》更多的是从数据分级的角度按照数据重要程度进行类型化，虽有数据分类的倾向，但较为笼统， 标准不够具体。数据分级与分类保护是数据保护的两大关键面向，二者相辅相成，故在实践中可以在《数据安全法》所规定的数据分级基础上，按照数据来源区分个人数据、商业数据、执法和司法数据、特种行业数据等数据类型，或按照数据的动态流转中区分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基础数据与增值数据等。

成立统一有序的国际数据自由港是大势所趋

王伟玲在2022年第7期《国际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系统性风险：成因、发展与监管》一文中认为，鉴于目前尚未形成国际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机制， 且我国正处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初始阶段，建立国际数据跨境自由港对我国利大于弊，国际数据自由港能有效避免数据本地化效应泛化，一部分数据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动，可以在更大范围上实现国际合作，以达到跨境流动和风险防控的优化平衡，成立统一、有序的国际数据自由港是大势所趋。我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市场，天然具备成立中立数据中心的条件，应在统筹协调自身数据跨境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制定，把握全球数据治理话语权， 积极抢占全球数据治理主导地位。

合理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必然是立足于全球视野的

杨宇航在2023年第6期《时代经贸》《我国数字贸易中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模式及其路径构建》一文中认为，在跨境数据领域里，各国都尚处于摸索阶段，未出现足以服众的制度。数字贸易打破空间的局限，将全球连接成一个整体，掌握了数字贸易即掌握了未来全球经济的命脉。跨境数据流动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具有天然的“全球属性”。因此，合理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必然是立足于全球视野构筑而成。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双向流动不能仅仅表现为数据和经济回报的交换，这只会恶化数据利益分配不公的现状。我国可强调“数据对数据”的双向平等互助，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及时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智慧，这是中国展现自身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栏目主持：赵鑫）

（原标题《数据跨境流动探析》）

编辑 许家宜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高原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