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索建立统一的数据产权自愿登记制度

李爱君在《中国品牌》2022年01期《加快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一文中认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在进一步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一是需明确数据产权界定的客体。数据是对信息的记录，是可控制的，是可以被实质性占有的。因此，建议基于数据的可控性推动实现数据的实质性归属。二是需维护数据记录内容所涉及的主体利益。三是需以维护数据开发和利用的市场秩序为目的。建议研究建立数据产权归属状况的公示规则，保证交易安全，特别是积极探索建立统一的数据产权自愿登记制度。四是需依据数据特征建立健全数据流通制度。五是需积极构建数据产权保护制度。朝着“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的方向，围绕“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在数据产权保护领域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切实发力。

互联网平台对个人产生的数据强制性确权容易引发数据侵犯

刘方、吕云龙在《当代经济管理》2022年第44卷07期《健全我国数据产权制度的政策建议》一文中认为，当前，绝大多数数据默认为互联网平台所有，并且在未公开确权的情况下，数据已经在互联网关联企业间传输。目前大型互联网企业、大数据交易所、数据服务商、行业机构等已经成为了大数据确权的主体。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性和安全性，并且可以为数据写入唯一的身份码，区块链技术已经被大数据交易所等诸多数据确权主体用于数据确权。但由于区块链技术还不成熟，还不能大规模用于数据确权。目前，数据权属尚未清晰界定。一是互联网平台之间数据权属界定不清引发数据滥用。如，由于缺乏产权界定，云平台对小型企业产生了数据滥用。个别工业云平台利用平台上获得的企业数据进行二次加工、分析利用，为平台企业的竞争对手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势必对小型企业造成危害。二是互联网平台对个人产生的数据强制性确权容易引发数据侵犯。例如，部分互联网平台的注册协议规定，用户享受平台服务时产生的一切数据归平台所有。这种强制性的确权行为极易降低用户对平台的信任，也容易造成对个人数据的侵犯。

数据产权的界定需要在数据价值开发和人格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

李淮男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22年02期《数据产权界定的困境与纾解》一文中认为，数据产权界定过程中，存在着人格利益保护与数据价值开发的冲突。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产权的界定应当遵循数据资源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寻求数据的最大化流通利用和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开发。与此同时，数据上还附着有个人隐私和企业隐私，承载着个人人格利益和企业人格利益，因此数据产权的界定需要在数据价值开发和人格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这也是数据产权界定的难点和困境之所在。一方面，数据产权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由于数据总价值的有限性，各主体之间既想在数据问题上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互相抢夺数据归属与数据资源。例如，用户希望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得到充分保护，必要时可以牺牲数据资源流通与价值开发；企业则希望最大化开放共享数据资源，他们掌握的用户数据越丰富详细，用户画像就越精准，市场导向性就越强，数据的商业价值就越高；而国家基于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的考虑，希望对数据实施一定的管理。由于每个数据主体都会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作出决策，当每个数据主体都拥有排他性数据产权而任何人都不具有优先使用权时，会带来“反公地悲剧”问题，出现数据资源利用不足的情况。

数据产权的立法研究应当从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

刘意在《产业创新研究》2022年14期《我国数据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填补空白式立法进路。譬如，在大部分数据权益纠纷能够通过反不当竞争法的商业秘密、甚至著作权汇编作品、专利商业方法等“间接”方式予以保护的情况下，只针对处于半公开状态的数据集合权益争议，把数据从反不当竞争法第二条一般条款中类型化独立出来。但是，在相关领域的判断规则有待进一步沉淀的情况下，不能再完全基于“填补空白式”的进路开展立法研究。填补空白式立法进路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以此为最终目标，数据产权的立法研究应当从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思考，譬如如何促进数据要素的流转，通过“确认”数据处理者对数据集合所享有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据难以交易的问题。

（原标题《数据产权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