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

在巴黎这座城市，花神咖啡馆早已成为符号，文艺青年们纷纷涌入，点上一杯热巧克力扮朝圣状。可是，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拍然后发朋友圈。他们会走上花神咖啡馆的二楼，寻找萨特和波伏瓦的座位。可或许他们仅仅知道这两个名字，然后大谈爱情。

作为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花神的历史不仅仅有萨特和波伏瓦，还有许多人。

花神咖啡馆的二楼座位与逝去的荣光

于巴黎人而言，花神咖啡馆的传奇在二战期间达到巅峰。1939年，花神咖啡馆易主，新老板是布波，他在咖啡馆内厅装了巨大的炭炉。不久后，巴黎沦陷，花神咖啡馆的温暖火光不但抚慰人心，也让众多反法西斯人士——尤其是作家们——聚在一起，捧着一杯热巧克力，期盼或说等待着胜利。

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萨特和波伏瓦每日在此相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作或畅谈。萨特说：“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条自由之路”。

可是，在二战之前呢？1887年，花神咖啡馆开业，位于巴黎第六区圣日耳曼街172号，因当时门前装有一尊古罗马女神Flore的雕像而得名。

这一片街区曾经萧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仅有乱糟糟的民宅。得益于塞纳河行政长官欧斯曼男爵的城市更新计划，在第二帝国主政时期开始重建巴黎，才使得这一带奠定了日后引领风尚的基础。

花神咖啡馆所在的这栋建筑物，建于1884年。如今与之呈“三角形文艺地标”的另两处传奇，当时境况不一。对面街的利普咖啡馆已开业数年，而隔壁的双叟咖啡馆，那时还是一家服装店。

第一个以出版方式记录花神咖啡馆的人，应该是作家莫哈。他也是民族主义者，曾创办刊物《法兰西行动》，主张国家利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声之一。他曾写下一本政治生涯回忆录，取名便是《花神的征兆》。由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开启花神咖啡馆的记录，似乎有点讽刺，可这就是事实。

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咖啡馆，将一楼变成《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那是欧洲最灿烂的时刻，人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的未来。但谁也没想到，阴霾已经降临大地。1914年，残酷的一战爆发。

一战期间，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1917年，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一词。次年，阿波利奈尔病逝。

这时的花神并不完美，但一战前的巴黎，也许才代表着巴黎最辉煌的时代，代表着欧洲乃至世界最辉煌的时代。

如今走入花神咖啡馆，仍可见到旧时形貌。高靠背的卡座，低矮的木椅，深色隔板，米色墙身，还有金色围栏与马赛克地面……就连侍者们，都穿着与旧时一模一样的制服。

走上二楼，就会见到萨特与波伏瓦固定而坐的那张桌子。波伏瓦在写作《第二性》期间，曾经写道：“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

如今从二楼望下去，巴黎仍是那个巴黎。只是，它早已不再是思想与文化的中心。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竟无一选择法国之路。巴黎依旧迷人，只是精英的幻灭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是辉煌的左岸，如今似乎也只有昔日荣光可以缅怀。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波伏瓦的青春回忆录

我并不那么认同萨特与波伏瓦，他们在政治上曾有盲目和幼稚的一面，往往浮于表面，看不清本质，以至于先被蒙蔽，后来再推翻自己。相比之下，加缪深刻得多，洞悉权力的本质，预言了人类将要遭遇的不堪。

但萨特与波伏瓦的人生仍无愧于传奇二字。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最初是智力层面的相互欣赏，之后则是灵与肉的吸引。从1929年起，到1980年萨特去世，两人共度51年。当然，他们始终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还一直保留着各自的住房。

这种相对独立的关系，可以在波伏瓦的人生早期找到因由。她从小就是一个反叛者，与自己的家庭格格不入。她出身相对富庶的律师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波伏瓦反感家庭环境的枯燥保守，19岁时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是波伏瓦的青春回忆录，也是她四卷回忆录的第一卷。1958年出版，记录了她的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跨度为20年。这是她人生的开始，也可谓青春宣言：“做我自己，我愿意开始这伟大的历险。”

因为生活还算优渥，波伏瓦的童年有着童话的一面，眼中的世界里只有善与美，这也让她充满自信，早早就认定自己会成功。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成长和一战的爆发，还有因战争导致的家道中落，波伏瓦见到了世界的丑恶一面，也因此充满怀疑。

《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罗国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2月

所以，在《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规矩”的时光并不算长，抗争才是主旋律。正如她在《第二性》中所写的那样：“女人并非天生如此，而是被变成的”。更可贵的是，波伏瓦选择的抗争武器是知识——起码在表面上，她仍是个循规蹈矩的乖巧少女，但思想上走得很远。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波伏瓦获得生活的独立权后，思想进一步狂飙，甚至惊世骇俗。

这种自主意识的抗争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法国女性仍然处于巨大束缚中，面对着各种歧视。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智力比男性低，“一个女人至少要经过五六次失败，才有望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波伏瓦的高智商在这种女性普遍被贬低的环境中，反而更显得光彩夺目，也面对着其他女性没有的氛围。她坦言：“事实上，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令我刮目相看的男生。展现在我面前的前程和他们的同样广阔。”

也正因为这种广阔，波伏瓦无法容忍束缚的存在：“如果生活中的一切俱是天命，我倒可以忍耐顺从。我不曾违反过命运，但我无法漠然地任由我的生活从充实变为空虚、幸福变为恐怖，我拒绝接受那些代表不可捉摸力量的字眼。一些令我吃惊而被人们漫不经心发出的句子：‘必须’‘不应该’，刹那间便捣毁了我的希望和喜悦，我反对这种随意的禁戒和武断的命令。”

在这段成长过程中，女孩莎莎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波伏瓦喜欢她、尊重她，甚至为她刻意压抑自己的骄傲。莎莎的去世让波伏瓦伤心不已，《形影不离》一书便是专门写给莎莎的。在某种程度上，莎莎就是波伏瓦的另一个自己。莎莎的率性内心让波伏瓦痛恨自己的平庸，但莎莎在面对家庭束缚时的不够决断，也让波伏瓦潜意识里有所警惕，并在之后的人生中避免。她敏锐地指出：“大人们不仅愚弄我的意志，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是他们心理活动的牺牲品。”莎莎的去世则像一个隐喻，意味着波伏瓦与传统的告别，做真正的自己。

正是莎莎的短暂人生，让波伏瓦明白了一点：如果不甘于现状，仅仅在内心反感是没有用的，必须进行斗争，才能摆脱对社会的依附。因此波伏瓦曾说道：“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她的死是为我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波伏瓦的女性意识也可以在年少时找到线索。12岁时，她偷看母亲禁止她阅读的小说，在书中的情爱描写中感知自己的身体变化。后来，她爱上了玩世不恭的表哥雅克。这场爱情让波伏瓦相当痛苦，但也让她对爱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她需要一个与自己智识相当、能够得到自己尊敬的男性，同时并不需要依附对方。因此她写道：“我只有此生可活，我要让此生成功，谁都休想阻止我，雅克也休想。我不会放弃绝对的观点。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一切都失败了，我决计不再为此操心。我很喜欢拉尼奥的这句话：‘我只有自己的绝对绝望的支持。’一旦这种绝望得到确认，而我既然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必须在世上尽可能地设法应付，就是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结婚显然不是波伏瓦喜欢的事情，她在书中写道：“我一直觉得结婚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倒不见得婚姻会导致受奴役，因为妈妈丝毫没有受压迫的样子。令我反感的是一对男女生活在一起……我爱自己周围的人，可是晚上一睡下，就感到大大松了口气，心想终于可以一个人待一会儿没有人看见了。这时我能够自问，能够回忆，能够谛听大人们在场就听不到的那怯生生的嘈杂声。剥夺我这短暂的歇息，简直令人发指。至少应该让我有时间避开一切关心，一个人平静地自说自话，而没有任何人来打断我。”

相比俗世婚姻乃至生活，波伏瓦有着自己的梦想，那便是拥有世界。在她看来，“我更愿意拥有世界而不是拥有一张面孔”，同时“爱情应该是认可我，而不是限制我。”

最终，一个规矩的小女孩变成内心悸动的少女，再之后，她名满天下，特立独行，成为一段传奇。很显然，波伏瓦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正是因为这样，她可以无愧于己，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是在二十岁、三十岁，还是五十岁，我都要对我曾经是的那个小女孩说一声‘谢谢’和‘对不起’。”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