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何东（1862－1956），本名启东，字晓生，生于香港，广东宝安（今深圳）人。父亲何仕文（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1839－1892）原是荷兰裔犹太人，何仕文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中国化，其实其姓氏“何”，是Bosman的粤语音译，何东的外文名字是Robert HoTung Bosman，仍保留Bosman这个姓，但中文姓氏已经改姓何。

何东

香港在一八四二年开埠之后，吸引了一批寻找商机的欧洲商人及冒险家来香港，何仕文是其中的一位，他于一八五九年抵达香港，直至一八七三年离开，有传闻说何仕文曾经在香港怡和洋行工作，但根据历史的记载，何仕文拥有自己的公司Bosman＆Co．，资料显示，一八六八年香港大酒店开张时，何仕文拥有部分香港大酒店的股权。同时他还是黄埔船坞的董事，何仕文的公司在海上保险的生意上与怡和洋行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一八六九年何仕文任荷兰领事，其间何仕文有感于香港生意难做，他卖掉在香港的资产，离开香港到英国发展，于一八七三年在英国伦敦开了间“东方代理”（Eastern Agency）。一八八五年，他关闭了经营十二年的“东方代理”，到James Whittall的公司J．Wittall＆Co．工作，直至一八九二年去世。

何东

何东生母为华人，名施娣，籍贯中国广东宝安。香港开埠后，欧洲商人不远万里前来冒险，沿海州县居民与疍家也陆续涌入香港“讨生活”。疍家（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住的地方叫作“疍家棚”，是傍岸临水架设的棚户，竹瓦板壁，陈设简单，但卫生清洁。在这个土洋杂居的小岛上，宝安疍家女施娣邂逅了荷兰裔犹太人何仕文。两人未婚同居，一八六二年生下欧亚混血儿何东，不久次子何福出生。何仕文后来生意失败回到欧洲，泥牛入海无消息。施娣母子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困窘之中，但她含辛茹苦独立抚养儿子长大。

◆

何东初受教于传统汉文私塾，于一八七三年入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皇仁书院前身）接受西式教育。学者刘中国认为，由于母亲被遗弃，兼之他的欧亚混血儿身份，何东的童年时期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歧视，精神及心理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因此何东自小便养成懂事而倔强、自信又自卑的复杂且矛盾的个性。

一八七四年二月，中央书院学期考试结束后，曾举行一个颁奖仪式，由港督坚尼地亲自主持，何东在第六级中获奖。据他回忆，当时中央书院的校长史钊域博士对学生关爱有加，令自己很受启发，获益良多。

一八七八年，何东以优异成绩毕业离校，此时港府招聘官立黄泥涌学校教员，他考得第五名，以名额所限未蒙录用，旋至广州，任职海关，建立初步人际网络及与西洋的国际贸易操作。

何东

一八八一年他转入香港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任华人部初级助理员。同年与儿时玩伴、同为中欧混血儿的麦秀英（其父为英人麦奇廉，母亲则为中国女子吴氏）结婚。何东因表现突出，两年后接替姐夫蔡升南成为买办，不久更获渣甸洋行委任，为刚成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及“广东保险公司”的总买办，统管这两家公司一切在华的保险业务。一八九四年升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

身前挂满勋章的何东

何东与麦秀英婚后数年无所出，一八九一年纳周绮文为妾，入门数年亦无所出。一八九五年由麦秀英作媒，娶麦秀英表妹张静蓉为平妻，张静蓉入门后生有三个儿子：世勤（三岁而殇）、世俭、世礼；七个女儿：锦姿、慧姿、娴姿、奇姿（艾龄）、文姿、尧姿、孝姿。其后周绮文生一女，名纯姿。麦秀英无所出，过继何东之弟何福的长子世荣为子。何东另有红颜知己是他的随身护士朱春兰，生有一子何佐芝。

◆

在任职买办的同时，何东自资成立“何东公司”（Ho Tung ＆ Company）从事食糖买卖，又推介各种血亲、婚亲担任商界要职，更投资众多公开企业，获委任为众多企业的主席、董事。一八九七年已经成为身家过百万的富豪。

一八九九年，何东获得香港太平绅士头衔，一九〇〇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由其弟何福接任。同年起开设生记商号。后兼任香港汇丰银行、黄埔船坞有限公司、香港电灯有限公司、香港电车有限公司、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渣甸轮船有限公司主席、董事，东华医院、保良局总理。

◆

除活跃于商界外，何东亦频频涉足政治。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因“戊戌变法”逃亡的康有为抵达香港，何东陪同港府官员及警总司梅轩利亲往迎接，为防清兵追捕，康有为住进港府提供的警察宿舍，一周后何东将康有为接到自家宅邸“红行（Idlewild）”居住，并派陈欣荣至广东，将康有为的家眷接到澳门，再转抵香港与康有为团聚。半个月后康有为转往日本与梁启超会合，临行前还写了《赠何晓生书》，以报答何东在危难中的救助。其中有言：“君与夫人才识绝人，既忠且周，过于吾之自谋，迁来如归，忘其旅亡，……君高才远虑，为吾筹划，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漂母一饭，犹思图报，若君之大惠，旷绝前古及国外，特未知何以为报于其别也！写此赠之，以寄相思，以告天下后世之义士云尔。”

前排左起︰张静蓉夫人，何东爵士，麦秀英夫人；后排︰何世礼及妻子洪奇芬。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孙中山和随员陈友仁等六人乘搭美国“杰斐逊总统”号邮轮，从上海抵达香港，翌日上午得港督史塔士爵士宴请，下午蒙何东爵士请喝午茶，孙中山简要说明重组广州政府以及裁军计划，并告诉何东，他需要资金，以便裁撤军队之需。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孙中山应香港大学同学会（何东次子何世俭时任港大学生会主席）的邀请在港大陆佑堂演讲，出席有四百多人，港大代校长、副校长和何东等各界名流绅商均有出席，何世俭致欢迎词，高度赞扬孙中山一生致力革命，带领中国走向世界。学者郑宏泰、黄绍伦说何东因此致电全中国各省长呼应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并且提出召开“国内领袖联席会议”，同年九月，何东也与北京政府高层会面，呼吁《和平统一宣言》，之后转到天津，与政商贤达见面，提出个人的和平主张。十一月十三日转到汉口，会见督军萧耀南，翌日又转到河南与吴佩孚见面，五天后转赴开封会晤张福来（吴佩孚亲信，时为督理河南军务长），连月劳碌奔波，因病折返汉口。华商盛赞并支持何东的“和平之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何东再次通电各地军阀如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和冯国璋等人，呼吁放弃武力，推进和平。

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授予何东三等嘉禾勋章。一九一五年，英皇乔治五世封予大英帝国KT爵士勋衔，何东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继何启、韦玉之后第三位华人爵士，同年捐巨款与香港大学，资助聘请教员，复捐款与港大“捐赠基金”，及设置奖学金、兴建工场，又以欧战方酣，捐献飞机两架、救伤车数辆给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

一九一九年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一九二一年秋，何东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同年徐世昌总统授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次年晋授一等大绶嘉禾章。同年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在贸易及航运领域有切身利益的何东四出奔走调停，更私下承诺支付工人罢工期间的一半工资，工人在三月六日结束为期五十三日的大罢工。但据报，何东其后并没有兑现承诺，工人向“国际劳工会议”（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投诉，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一九二八年前后，何东收购接办经营出现困难的《工商日报》，接办后立场不变，并订购德国名厂轮转印刷机，积极扩充业务，成功令《工商日报》走出困局。一九三〇年夏，《工商日报》由港岛中环结志街旧馆迁往德甫道中四十三号新址（战后迁往湾仔分域街），每日出版三大张以上，并采用套色印刷，该报在省、港销路甚佳。

一九三一年，何东在金婚纪念日给麦秀英和张静蓉各十万港币，张静蓉（法名莲觉）用它来扩建宝觉女子义学，并在铜锣湾山光道购得一块土地，由霭亭法师设计监造，兴建香港最早、也是最具规模的“东莲觉苑”。东莲觉苑，即以何东、张莲觉的名字命名。东莲觉苑建得巍峨高大，富丽堂皇，为佛教净土宗道场。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何东爵士（前左二）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夫妇于自家花园，后左一为何东之子何世礼。

一九三三年，英国著名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与太太乘英国“皇后号”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旅游观光。应何东之邀，萧伯纳夫妇到他位于太平山山顶的家中做客，留下一帧珍贵的合影。五天后，萧伯纳到达上海，鲁迅应邀参加宋庆龄为萧伯纳举行的欢迎午宴，参加的有蔡元培、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等人。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何东与一群华人社会贤达在他半山上的大屋“红行”庆祝蒋介石五十大寿，据说还捐出十万元，购买一架飞机赠送给国民政府。为了感谢何东的慷慨捐输，蒋介石特别命令陈继尧在十一月到港，送给何东一张巨型亲笔签名照片，以表感谢之意。次年，何东在南京期间第三次获蒋介石接见，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他捐出巨款作为抗日军费，并因而在一九三九年获蒋介石颁赠二级大采玉勋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香港历史上的“黑色圣诞”，历时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黯然结束，港督杨慕琦爵士在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向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中将签署降书，香港沦陷了。何东总算幸运，避过这一劫，他在十二月四日得到日本朋友的通风报信，急忙偕随员前往澳门避难。八日，果然太平洋之战起，日军进攻香港，十八天后香港沦陷，何东家人未及逃出，众子女及亲属遭拘禁，老弱妇孺及家丁仆役则被困在“红行”的佣人居室或工作坊。何东在香港的大部分物业、轮船，及何东楼都被日军占据。由于澳门宣布中立，在澳门拥有不少物业、建有私邸的何东，明哲保身，决定避居此一未被日军蹂躏的世外桃源，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之后，他才安然返回香港。

◆

从澳门回到香港，他住在山顶西摩道的“红行”大宅，那时他已八十四岁，但精神仍很矍铄，有时每天打几次电话到某新闻界朋友办公厅，探问金融行情。那朋友还打趣地说：“爵士，你对股票、黄金还有‘玩’吗？”何东会说：“脑筋要常用，才能灵活的……”女儿何艾龄也这么写着：“父亲在股票方面亦有很多投资。我还记得他大病康复之后，他的经纪每天都会在早上拿着当天最新的市场报价单（quotation）到我家，由私人秘书转交给他，而父亲之后便会下达命令：‘买入这些’，或是‘卖出那些’。”还有，原日高院（今之立法局）对面的官地，开投之日，何东还亲自前往，准备竞投，后来看国民政府财政部有意购买，才放弃竞投，可见他虽然老迈，对于事业仍是雄心勃勃。

晚年的何东

一九四九年，何东赴英，并走访萧伯纳于其乡间别墅，萧伯纳特别穿上何东所赠的唐装接待，并摄影留念。翌年萧翁去世，年九十五岁。一九五〇年六月，何东任“东华三院（一九三一年由东华医院、广华医院、东华东院三院合并而成）历届总理联谊会”成立大会主席；同年捐款建港大学生宿舍，即今之何东夫人纪念堂。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何东庆祝九十大寿；同年获葡萄牙三度赠勋。一九五五年元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以大英帝国KBE爵士勋衔（按：英皇颁予非贵族臣民的最高爵位为GBE爵士，KBE爵士次之，KT爵士又次之），成为两度晋爵的第一位华人，（按：一九一五年英王乔治五世授予爵士荣衔，一九五五年英国女王又授予KBE荣衔，使其成为两度晋爵的首位华人。）同年飞抵英国接受爵位。又将珍藏多年、以香港开埠初期为题材的八十四幅名画赠予港府，现藏于香港市政局的香港艺术馆。

◆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何东病逝于香港，享年九十五岁。政商名流均表示哀悼，包括蒋介石和第二十二任香港总督葛量洪。葛量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另一老太平绅士是何东爵士，但他的健康阻止了他参加这宴会。何东爵士与周寿臣爵士很不相同。周寿臣爵士是兴奋的，有人情味的，他是每一个人的朋友。何东爵士虽然双眼有神，但不易接近，为人比较慎重，治家很严。擅于理财，拥有很多的财产，是最大的慈善家（按：去世前捐出五十万元设置‘何东爵士慈善基金’，为香港最大的慈善信托基金之一）。两老死时都超过九十岁。”

黎元洪签发给何东的任命状

同年五月二日，何东与元配麦秀英合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何东甚中国化，原信释、老。临终前皈依基督新教，由施玉麒牧师施洗。何东多年投资有方，已增值至近五亿，所得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现以何东命名的建筑物及教育机构分布于香港、澳门各地。终其一生，曾获中国、英国、葡萄牙、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勋章多枚。何东遗嘱中指定三子何世礼为法定继承人。有鉴于此，早就有意淡出台湾军政界的何世礼于一九六二年恳辞军职获准，返回香港后专事经营家族事业。至一九九八年七月何世礼去世时，外界估计何东家产总值达一百五十亿港币以上。

位于香港坟场何东夫妇之墓

综观何东一生，身拥巨资，富甲一方，财可谓广矣。扶摇直上，荣膺爵位，禄可谓厚矣。松柏节操，阳当九秩，寿可谓高矣。世人之功名利达、富贵寿考，何东兼而有之。而香港自开埠以来，富商迭出，其中财富比何东多的，相信大有人在，但像何东那样热心公益，捐款助人的，恐怕少有。因此他们的名声不及何东之大。何东的长袖善舞和热心公益使得他的名声相得益彰。

（作者注：本文部分资料参考学者郑宏泰、黄绍伦的《香港大佬：何东》，特此致谢。）

编辑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