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邓尔雅（1884─1954）原名溥霖，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别名尔雅，号尔疋、尒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斋堂为绿绮园、邓斋。广东东莞人。其父邓蓉镜是清同治辛未科二甲翰林院编修，官江西督粮道，三署江西按察使司，后归田掌教“广雅书院”，乃粤中金石名家，兼擅训诂之学。

邓尔雅行四，出生于北京，四岁随父出都南归，幼承庭训，习为诗。八岁，习书画，治小学，其《邓斋印可》自序云：“尔雅小时入塾，先兄长余六岁，师教兄以《文字蒙求》《说文部首》诸书，因得旁观窃听，略知六书体例，乃比人为早。后捉刀嬉戏，童心颇顽，加以家有藏书，凡关于篆印之属，偷得余闲，辄手一卷，稍窥门径，遂解刻画，锲而不舍，直以石材代玩具矣。”

一八九八年问业黄绍昌（芑香）于广雅书院，黄绍昌是粤中大儒陈澧在学海堂书院的学生，因此可以说邓尔雅间接继承了陈澧的学术思想，他后来的学术及艺术成就自有渊源。并师何邹崖学印。次年，十五岁与海口参将陈昆山之女陈兰征（灵淑）结婚。

一九〇五年偕妻及大儿邓小雅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次年回国，历任广东公私立学校教员。一九〇六年参加邓实、黄节等所组的国学保存学会，同年与潘达微等同办《时报画报》。

一九〇八年偕妻及长子再游日本，入日本成城学校，十月退学。与苏曼殊在日本订交。该年回东莞奔母丧。

一九〇九年避清宣统帝溥仪讳，改名万岁。一九一二年与黄节、蔡哲夫、王秋湄、陈树人等创办贞社广州分社。

一九一三年，寄寓东莞容家，甥容庚（原名肇庚）、容肇新、容肇祖兄弟从其治小学，习金甲文。容庚尝言：“舅氏蔼然可亲，未尝见其愠怒之色。且辩才无碍，纚纚不绝。”

一九一四年参加南社。同年秋，在东莞张敬修后人处购得唐“绿绮台”琴，先是明末广州第二次为清兵所陷，南海邝露（湛若）抱二琴殉国，粤人伤之，所抱二琴，一名“南风”，乃南宋理宗时宫中物，后不知所归，一即“绿绮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所制，为明武宗之御琴，后为惠州叶犹龙所得，为筑“沁园”以藏之，其后辗转归马平杨氏。据邓尔雅《绿绮台记》云：“杨氏世善琴，随将军果氏来粤，寄籍番禺。其裔字子遂者，值咸丰戊午之役，以琴托其友。友私质吾邑张氏可园。光绪壬寅，余识子遂于潘氏缉疋堂，子遂述此事，相与痛惜久之。又十余年，张氏益式微，琴亦残甚，室壁蠹蚀，每以为憾！余知张氏子孙不能守，谋得见之，首尾小毁。安弦试弹，已病散痹。甲寅八月，始以廉值有之。摩挲再四，断纹致密，土花晕碧，深入质理。背镌分书绿绮台三字，真书大康武德二年制七小字。”视同拱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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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携家眷游桂林，为桂林山水所吸引，复于灵州县境落笔山得其绵窈处，以“邓巖”名之，结庐其间，有终老是乡之想。他在寄外甥容庚信中有“长此青山共鹿车，不复作他想矣”句。后因妻子陈兰征体弱多病，桂林又乏良医，乃相携返乡。游桂数年，他作有桂林山水画册二十页、诗作七十三首。一九一八年与李尹桑、易大厂、李研山、区梦良等十余人假广州清水濠盛家“濠江草堂”组“濠上印学社”，定期雅集，刊有《濠上印学社印稿》行世。

一九二〇年广州寓所遭兵灾，所藏书画付之一炬，同年与易大厂、卢乃潼另组“三余印学社”。一九二二年一度避地香港，一九二四年参加“北山诗社”，社友主要有崔伯越、蔡哲夫、潘兰泉、邹静泉、杨辉山、刘伯端、陈菊衣、何冰甫、潘惠畴、何藻翔、莫鹤鸣、杨铁夫等人。诗社每周均有雅集，提倡诗词文艺，响应征诗者多达百余人。作品众多，颇具规模，成为开埠近百年以来香港最大型的诗社。是年香港殷商高学廉（蕴琴，是掌故大家高伯雨的八叔）购得粤中大儒陈澧（兰甫）遗稿六百册，欲为整理刊行，延何藻翔、崔师贯、邓尔雅等分别校理，题为《学思余录》，邓尔雅负责校订史部，两年后因故中止，闻者惜之。邓尔雅藏有陈澧遗稿钞本册六百余小册，后以六百金售与广州岭南大学庋藏。

一九二五年，加入李凤公、潘至中等在广州倡组之国画研究会，会址设于六榕寺人月堂。次年与潘达微、黄般若设国画研究会分会于香港。一九二八年，农历七月初十日邓妻病殁，年四十五岁。陈氏临终作诗有“断弦不续非爱琴”句，劝邓尔雅再娶。然他与妻子感情深厚，其悼亡妻联云：“偕隐名山有同游焉，为感惜游，足证生平心相印；不续断弦非爱琴者，辄思君语，益令终夜眼常开”，他曾誓言不再续娶。

次年八月，在香港新界大埔筑绿绮园落成，唐代名琴“绿绮台”藏之，以表敬慕邝露（湛若）之高风亮节。除此并藏有粤北南华寺宋木刻《汪氏集古印存》《汉铜印丛》《十六金符斋印》《华延室印存》《百举斋印》《浣月楼印存》等数十种。一九三一年，邓尔雅遵前妻“断弦不续非爱琴”遗言，续娶叶奕，但不以其为妻而为妾。叶奕虽过门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邓氏引导下，也不时操刀治印，从摹写、布白、操刀，后来竟也挥洒自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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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邓尔雅为张大千刻“摩登戒体”朱文印，旁款曰：“大千画盟属仿牧甫。祭酒十月。尔雅。”

一九三七年七月，香港台风，绿绮园及藏书被毁，幸“绿绮台”琴完整无损，乃移居港岛跑马地。

邓尔雅楷书《心经》（1937）

岛上诸显者雅其人，揖为座上客，尝言：“所学写篆第一，刻印第二，其余小学、隶分、金石、诗画皆略窥一二而已！”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于国难期间，发起组设广东文物展览会，由叶恭绰任主任委员，邓尔雅任征集组主任，并负责撰写论文《广东之治印家》一文为介，邓之女婿黄般若任总务组主任。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广东文物展览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开幕，邓尔雅出其珍藏“绿绮台”琴、《绿绮台琴歌》长卷、《邓承修奏稿册》《何翘高先生遗稿》参与其盛。二十六日，展览会闭幕。晚年仍以鬻书、治印自给。常在经济上受甥容庚昆仲接济，每每于收到钱后复容氏函云：“甥近况亦非有余裕，何必勉强相助？我本碌碌无所长，又不愿取不应得之财……”“……天相吉人，当可敷衍过此难关。”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预立遗嘱，同时再三强调“大抵福禄货财，须以劳力得之，才能处理之，道德享受之，审美领略之，功业长久之。”还特别叮嘱子女，遗物中“如有一二件代他人保存者，须问明归还，不得作逐件打裂，有焚琴煮鹤之笑柄”。

一九四八年致甥容庚书云：“于六书无意中发明不少为昔人所未留意、未言及者，惜环境欠佳，无兴致写之，尤无好名之念，倘无机会者，便藏之腹中，不以示人。既文章不值半文，何苦著书，且亦无余暇无精神为之也。”

友朋中与诗人、书法家陈荆鸿交最契，一九五四年在病中邀陈荆鸿到家中叙谈。后据陈荆鸿回忆说：“还忆他在老病侵寻时，特约我到他家里，将手稿约十本给我看，内容都是对文字有所发明的……考据博洽，洋洋数万言。他慨叹道：‘我一生心血结晶，都在这里了。’我于是怂恿他付印。他道：‘稿本涂改太多，非手民所能识，而神衰目眊，又无法再事誊正。’言下都有欲我代劳之意。可惜不到数月，便逝世了。”

同年十月六日，在港寓所手抱“绿绮台”琴而逝，年七十二。他信佛，遗命火化后，将骨灰撒入海中，与水族结缘。而传家之宝“绿绮台”琴，现归广州博物馆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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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邓尔雅高足的书法家黄苗子说：“尔雅先生是民初以来的文字学大家、考据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诗人，继承了东塾先生以来岭南学派的治学风气。可惜在‘栲栳量金多买卖，人人火急向欢娱’（先生《香港杂诗》句）的商业都市中，国故小学，过问者希，先生遂以书法篆刻名当代。”

论者陈治军、田英谈及邓尔雅的成功，首先是有渊博的文字学功底，此乃书法与篆刻的基础。少年时代邓尔雅就对中国文字的源流、变迁、形体、结构、声切、音韵有锲而不舍的研究，广采博纳，六朝碑文、殷墟龟甲、刀币鼎彝、砖瓦残剑、六体四书、古今印谱，皆饱读于胸。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开拓出全新的美学境界。

邓尔雅曾作《题容庚兄弟同辑＜东莞印人传＞》诗云：“东汉青泥迹已陈，自将铁笔写贞珉；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我家篆刻寻常事”，此言其刻印是有家传。邓尔雅是东莞邓云霄十一世孙，邓云霄是明万历年间进士，邓云霄、邓逢京父子善篆刻，与同邑著名书画家张穆、黄贞齐名。据史料记载，邓氏子孙数代，皆能治印，家风不失，邓尔雅父亲邓蓉镜也是篆刻名家。

除此之外，他受邓石如的影响甚深。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后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游笈道人、古浣子，清代中晚期书法、篆刻艺术一代宗师。邓尔雅出生时，邓石如已去世八十年，但流风所及影响大江南北，甚至远至岭南的邓尔雅。

一九二三年，邓尔雅先生曾刻一印曰“生后完白山人一百四十年”，并有《癸亥元旦》一诗：“元白以来四癸亥，乾隆想见旧升平。说文统系谁相续，篆刻吾家至有名。能勿雕虫惭壮老，宁辞煮石当躬耕。童年偶识风丁字，敢说而今至小生。”可见先生对邓石如推崇之情。

邓石如在篆刻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思想，以己书小篆直接入印的新范式，成为篆刻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而此风气一开，后来的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无不得益于邓石如的这种思想。

黄牧甫是晚清印坛上唯一能与吴昌硕相抗衡的篆刻巨擘，他是安徽黟县人，名士陵，以字牧甫，晚年别署黟山人等，于光绪八年（1882）移居广州，在广雅书局做了大量的经史金石书籍文字的校刻工作，前后近二十年。

黄牧甫在广雅书局的时候，正是他个人风格形成并达到高峰的时期，但一八九九年他最后离开广州之时，邓尔雅也只有十五六岁，并未得到黄牧甫的亲炙。

邓尔雅篆书七言联

但邓尔雅与黄牧甫的长子黄少牧及黄牧甫的弟子李尹桑等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交流切磋印艺，肯定会受黄牧甫印风的浸染。黄苗子在《记邓尔雅先生》文中说：“先生在金石考订、和说文六书方面的钻研，本来和吴大澂、黄牧甫有共同趋嗜，一旦发现牧甫在篆刻上的崭新面目，他就不能不倾倒备至。先生有一句名言：‘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法和篆刻这两者的融会贯通，可能是从深研黄牧甫篆刻得来的领会。尔雅先生在刻印方面，虽然服膺邓石如、黄士陵，却反对皖派、浙派之说；他认为各家都有长处，在于择善而从。他又广泛吸收秦汉三代的权、量、泉、布、镜、鉴、瓦当等铭文入印，时或采入六朝佛像、碑字，尤为奇谲美妙，其朱白文印，下刀斩钉截铁，朴拙遒劲而姿媚绝俗，似乎又在前人之上了。”

邓尔雅《赤柱观赛马口占》诗

邓尔雅有《治印》一诗云：“印人治印如治国，宁止婆娑入翰林。天下文明属书契，山中宰相变阳阴。捉刀坐见英雄老，煮石谁知隐遁心。他日子云何用必，年年篆刻到而今。”他对于篆刻艺术的高度审慎严谨的创作态度，于诗中可见一斑。尽管他当时已经声振岭南，但却绝不因贪图笔润而粗制滥造。他曾规定自己在治印条件不适合时则不奏刀，其戒律有十条之多。他诗云：“印有十不刻，琴有九不弹。绘事同一例，未可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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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尔雅的楷书，青少年时师承岭南名家邓承修，是颜真卿、钱南园、何绍基一派，只是清劲秀丽一些，后来便博采众长，尤喜隋唐诸碑。晚年又得力于黄道园、倪元璐、邝湛若、沈寐叟等人的书法，形成苍润秀劲的风格。而在其书法艺术中又以篆书成就最高，创造了他以小篆为主，又饶有金、甲文趣味的独特风格。他的外甥容庚、容肇新、容肇祖就是自幼跟随他学习金石小学，兼攻书法的。莫家良教授的《邓尔雅书法论叙》说：“在近代书法史上，东莞邓尔雅是卓然有成的广东名家，其篆书精妙绝伦，功力之深，格调之高，时人鲜能抗手。”“邓尔雅是治小学金石的书家，其篆书笔法与字学兼备。前者关乎书艺，后者关乎学问。评其书法成就，实需两者兼顾，缺一不可。”

邓尔雅行楷七言联

邓尔雅一生除短期内做过中小学教员及军中幕宾外，皆以治印、鬻字、卖画自给。在一九一一年，他就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鬻字、鬻印生涯。他一生刻过的印无法准确统计，当数以万计。仅黄大德编《邓尔雅篆刻集》，即收录近两千五百方。他还培养了一批广东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刘玉林、莫铁等，都曾跟他学艺。他的外甥容庚兄弟，以及侄子邓祖杰于艺林中亦有印名。最有趣的是，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一家都与篆刻结下不解之缘。邓尔雅长子邓橘，幼时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亲参加印学社团活动。邓橘虽然早夭，但在邓氏后人中成就最大。此外，邓尔雅次子祖永、三男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

黄苗子还说道：“先生嗜抽卷烟，口袋里装满了小长方形的卷烟纸。对于先生，这小纸片不单纯是抽纸烟用的，他在读书（甚至在朋友书斋谈天，或茶馆读报时）发现对他有用的资料，就马上拿出卷烟纸片，认真地抄下来。我当时不懂得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先生说：做学问的人，凭的是资料，资料要一点一滴去积累，小纸片儿积得多，把它分类整理出来，就是你最宝贵的资料了。先生的教导，使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渊博学问，都是由点滴积攒得来的，这些锱铢积存，要下苦功和毅力。浅尝辄止，是不能有大成就的。先生这种治学方法，实根源于东塾。”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