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客家文化与都市民俗研究——追忆恩师钟敬文先生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毕生心血促成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培养了大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研究人才。1983年，我因参加钟老举办的“首届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培训班”，有幸成为钟老的一名学生。在与先生的接触与交往中，让我有机会聆听教诲，亲炙老师风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钟老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我在客家文化与都市民俗研究方面的指导。在纪念钟老诞辰120周年之际，特以此文追思和缅怀我的恩师—钟敬文先生。

一、“客家有很丰富的文化值得研究”

客家民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的一支，是世界上发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20世纪初至50年代，以罗香林为代表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客家研究。同时，“陈寅恪、顾颉刚、罗常培和钟敬文等国学大师们就关注客家文化”。1983年，我在嘉应师专（后改为嘉应学院）中文系工作期间，由广东省民协推荐参加了由钟老主持举办的全国“首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三十多个民族的一百八十多名学员聚集中央民族学院，听钟敬文、费孝通、杨成志、容肇祖、刘魁立等著名学者讲课。为期一个月的讲习班，给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播下了大量种子、奠定了重要基础。

讲习班结束后，我到北师大“小红楼”寓所拜访钟老。“小红楼”座落在北师大教工区，钟老的儿子、北京社科院的钟少华同志热情迎候。走进钟老的书房，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墙上最显眼的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书法条幅，以及用镜框镶着的钟老与柳亚子先生的合照。那时的钟老还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魁梧，风度翩翩，旁边那位面容慈祥的恂恂老者，则是柳亚子。从这张照片，可知钟老与柳亚子的交谊不比寻常。

钟敬文题写“客家文化”

书房茶几上摆放着着客家风格的茶壶，让我想起钟老是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的客家人。此地是客家人与潮汕（福佬）人彼此交融、互相影响的地方，俗称“半山客”。所讲的方言带有“二句福佬三句客”的特征，故又被称为“潮汕客家”。正思索间，钟老从里间来到书房。他身高体朗，着一身旧式长衫，对我这位来自广东同乡的学生显得特别热情。他操着夹杂着客家口音和潮汕口音的普通话，亲切了解我一个月培训班的学习收获与体会，和蔼询问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当他听说我来自广东梅县，话题便转到梅县与客家文化。钟老说：“梅县是文化之乡，客家有很丰富的文化值得研究”。记得钟老早在1927年就编过《客音情歌选》，当我谈起客家山歌，钟老仍很熟悉，他说：“梅县同志近年来编的几本客家山歌录我都看了，还是不错的。客家山歌要继续整理，理论研究也要搞起来。客家民俗资料丰富，很多东西可研究、挖掘。”

我告诉钟老，我正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梅县客家先贤黄遵宪进行研究，他听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黄遵宪研究一个新的视角，值得好好挖掘。他接着说，黄遵宪的民俗研究特别重视民间歌谣，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特地收入九首客家山歌，在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恐怕是一个创举。

钟老认为，广东是民间文艺的宝库，就歌谣而言，除了客家山歌，还有粤讴、輋歌、咸水歌等等，所以“粤俗好歌”名副其实，也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当我告知明年还要在广东蕉岭县召开一个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纪念另一位客籍爱国诗人丘逢甲这个消息时，他很感兴趣地说：“我很喜欢丘逢甲的诗。柳亚子先生‘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沧海君’的评价，我是有同感的。”他认为，黄遵宪（公度）的诗较多“记事”，丘逢甲（沧海）的诗，则重于“抒情”。他还表示：“届时如有可能，我也想前往参加。”我说，一定将钟老这一意愿转达给广东学术界与丘逢甲家乡的同志，敬盼钟老能光临指导。

座谈期间，钟老的夫人、师母陈秋帆副教授与他儿子钟少华也在一旁交谈。少华同志建议我把民俗研究与地方文史研究结合起来，y也可采用“口述史”到方式，他还回忆了在广东居住时那难忘的生活，并表示希望有机会与父亲回故乡海丰老家看看。谈到治学问题，钟老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不要搞市侩作风，不要追逐名利。他说：“要甘于‘默默无闻’。你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工作，做出了成绩，对人民有贡献，这‘默默无闻’实际上是‘赫赫有闻’了。”钟老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一点都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就像亲友间在拉家常。我向钟老表示，回去后拟争取学校领导支持，把客家民俗研究做起来，并拟在我参与主编的《嘉应师专报》做个客家民俗增刊，不知钟老能否为我们的报刊题字？钟老欣然应允。

谈着谈着，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分手时。钟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广东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回去请告知广东的同志，希望民俗学会早日成立起来。”望着老师慈祥的面庞，想到他对广东民俗学事业的关心和对客家文化的关注，我深深为之感动。

带着钟老的嘱托，我回校后向学校与中文系领导汇报，得到领导大力支持。1983年11月13日，梅州第一个客家研究学术团体——嘉应师专客家民俗研究会正式成立。1983年12月16日，《客家民俗》作为《嘉应师专报》的增刊创刊，创刊号由钟敬文教授题写刊名，并刊发了钟老为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写的《五绝二首》诗和启功先生的书法，同时发表我撰写的《访中国民俗学会主席钟敬文》的专版文章。此文后被选入《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杨哲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记录了这位学术泰斗与梅州客家研究的不解之缘。

钟敬文题写“丘逢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据著名民俗学家王文宝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记载，《客家民俗》是国内新时期最早创办的民俗文化报刊，亦成为当时广东民俗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客家民俗》面世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采风报》、北京《民间文艺通讯》与泰国《新中原报》等先后做了报道。著名学者乌丙安、谢健弘、罗冠群等寄来贺词与诗文。乌丙安教授在信中写道：“客家民俗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两个文明建设，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客家文化以其独特的民俗特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注目。因此，贵刊使命之重大，可想而知。我作为民俗学园中一个小小的工蜂，愿为贵刊付出微劳。”

这个时期，嘉应师专掀起一股客家研究的热潮。虽然成立的是客家文化研究会，但同仁们已将研究的视角迅速从民俗研究拓展到客家研究的各个领域，江西、福建等地的研究者以及日本庆应大学周达生教授等专门来函索要此报。广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客籍学者萧亭先生说；《客家民俗》的创办“掀起了客家研究热”。

钟敬文为《深圳民间文艺》题词

1984年，梅州举办“中秋山歌节”。钟老特介绍他的一位研究生、日本庆应大学的中原（广田）律子女士来梅州采风，并嘱我全程陪同。几天来，我们有选择地走访了一些山村乡镇，采集哭娘歌等相关客家歌谣，并采集与民间艺人座谈，还专门观摩了山歌节晚会。在整个过程里，对这位来自异域热爱客家文化的外国留学生，梅州人民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使中原（广田）律子颇为感动。钟老为此很满意，后来他告诉我，中原（广田）律子学成返国后，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同年11月，中山大学举办校庆活动，专门邀请钟老回母校赴会。得知这一消息，我特赶到中山大学见老师。其间，钟老在中大人类学系大课堂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的经过和成就》讲座，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梁钊韬教授亲率师生听讲，整个大教室座无虚席。为了让听众能听懂他那带着家乡方言的普通话，钟老让我为他提纲挈领地在黑板上“翻译”。一位学术大师坐在讲台边演说，一个年轻后学站在黑板旁配合板书……当时的情景，至今想来仍恍若昨日。

受钟老的影响，我特别关注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并关注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等客家名人的研究。其中受钟老指导的《黄遵宪与民俗学》一文，被选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1985年2月出版），获得广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关于在广东蕉岭县举办的客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研讨会，钟老因工作忙未能成行，但他应主办方之邀亲笔题写了“丘逢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名。同时，我曾考虑在适当时候将《客家民俗》改为《客家文化》，以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发行范围，特约请钟老题字，老人家也拨冗题写（见附页），足见先生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关注与扶持。

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会出现都市新民俗文化”

1985年，我从梅州嘉应学院调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钟老嘱我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把民俗文化研究搞起来。在深圳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发起创办了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开始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适逢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等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谚语“三套集成”，我便带领市民协同仁深入民间普查采集。1991年，我与苏伟光主编出版了本土史上第一部《深圳民间歌谣》（以客家山歌为主）。与此同时，我发现在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条件下，深圳这座各地移民共处、多种方言混杂、新风旧俗渗透的城市，出现了不少新的民俗文化现象，于是我对此关注并跟踪调研。1988年，“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我提交的《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受到关注。据深圳市民协副主席王芳回忆：“1988年，‘全国民间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深圳、珠海两地举行，时任深圳民协副主席的杨宏海提交论文《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期间既细致梳理了溯至千年前的宝安县民俗传统，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区新兴民间文艺琳琅满目的‘新民俗’现象做出深度学术化研究，并揭示新民俗的核心成因。”

中国民协的理论刊物《民间文学论坛》也对此作了专门的报道：“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一篇题为《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的文章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此篇论文的撰写者杨宏海同志，通过对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新民俗文化的介绍与分析，预测了中国民间文化现代发展的方向。他说所谓新民俗文化，就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继承祖国民间文化和优良传统，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商品经济相适宜的新型民间文化。这种文化的发展特点是大众性、商品性、开放性和娱乐性.......引发了大家广泛热烈的讨论，会议气氛活跃而融洽。代表们对处于南海之滨深圳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生产方式、人际关系以及文化观念进行了分析并畅谈了特区新民俗文化构成的原因。”

此文在北京《民俗文学论坛》发表后，全国有20多家报刊转载，并先后获得中国民协民间文学论坛“银河奖”和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钟老对这次理论研讨会很关注，当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中国社科院的程蔷同志向他汇报会议情况时，钟老表示，深圳探讨都市民俗文化很好，“请转告杨宏海继续努力”。程蔷同志特在给我来信中转达了这一信息。

同年11月，我有幸作为深圳和广东民间文艺界的代表，被推荐赴京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11月8日下午，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那天，钟老显得特别高兴，他专门召集民间文艺界代表座谈，激动地说：“现在是文化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不遗余力呀！”

1989年11月，钟老南来深圳考察，住在深圳迎宾馆梅园，四天时间由我全程陪同。期间参观了深圳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正在兴建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等地，我就深圳方兴未艾的新民俗文化现象向他作了汇报。钟老对此很感兴趣，他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会出现都市新民俗文化，对这种现代民俗也要抓紧收集和研究。民俗学就是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做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并重，从而不断把这门学科向前推进。钟老还应约为我主编的《深圳民间文艺》题词：“搜集、研究和发扬地方民俗文化，是我们国民的庄严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的需要。”（见附页）鼓励我要立足深圳本土，去搜集、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坚守文化根脉，以此为基础去创造特区社会主义新文化。

三、“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

钟老对深圳民俗文化事业的关怀，总是体现在纤微的细节里。每次赴京开会拜访老师，或在电话中交谈，钟老总是向我询问深圳文化的情况，当我将《深圳民间歌谣》、《文化深圳》等书送给他时，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定要我多送几本，以便赠给海内外同行，让他们也了解深圳的文化。他还热心介绍陈云根博士等香港学界人士给我认识，希望加强深港两地的文化交流。最后一次见钟老，是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钟老在百忙中与我座谈，座谈中谈了不少问题，但比较实出一点是“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

钟老认为，中国的晚清时期，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人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当时阐述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说，是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它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前后兴起的北大歌谣学运动，在现代民俗学建设上迈出新的一步，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时至今日，中国民俗学已到了成人期，需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而建设中国民俗学学派，必须在学术上形成中国特色，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丰富世界民俗文化的宝库。

当我谈及深圳地处对外开放的窗口，面对八面来风，移风易俗速度较快，这种新都市民俗是否也应纳入建设民俗学理论学派的视野？钟老明确表示肯定。他指出，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走一步的城市，开风气之先，但不能忽略对本土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忽略弘扬民族精神。对中国来说，学习西方文化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有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因此，深圳应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继承民族传统吸纳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当然包括正在兴起的都市新民俗文化。我感到，钟老在晚年这段时间，特别关注建设中国民俗学理论学派的命题。

为了促进民俗学理论的建设，钟老希望创造条件多召开一些有质量的理论研讨会。1999年，广东省民协以及钟老家乡海丰的同志筹备“钟敬文与广东文艺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其中的一位联络员。钟老对此事颇为重视，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关于学术研究会的事，甚感同志们盛情。但事情要办好，远非轻易。要紧紧抱住发扬学术和推进学术的主旨，处理一切......事前要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至少要征集到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品，使参加的人，感到不虚此行。会后并可选择成书，以广传播”。 因种种原因，这个会议当年未有开成。2002年，钟老以百岁高龄去世，据钟少华研究员说，钟老临终遗言只有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回广东老家......”。钟老的侄孙、深圳老东方红木家私总店总经理钟文双回忆说，他几次赴京出差见到钟老，都听到钟老叨念我的名字，令我感念不已。

回想起来，钟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在客家文化与都市民俗的研究方面对我多有指导，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导师与楷模，让我受益终生。我除了学习钟老关注客家山歌、主编出版了《深圳民间歌谣》之外，2004年与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被梅州市聘为市战略顾问时，共同发起联合梅州、广州、深圳三地研究力量，编纂一部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并于2006年出版，共八本，成为广东省第一部客家研究丛书。2009年，深圳市成立首批文艺名家工作室，共七人，我作为“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名列其中。近年来由我领衔并与工作室团队三位专家开展深圳客家研究，于近期出版了《滨海客家》一书，为“客家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关于“都市民俗”研究，记得钟老当年对我曾多有指导，希望深圳能够在此方面先走一步。由于个人能力所限，深圳虽然率先提出了这个课题，但研究的韧劲与深度不够，理论上缺乏提升力度，辜负了钟老的厚望，今后有赖于深圳年轻一辈的民俗学者继续努力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深圳一直得到全国的关注与扶持。2019年9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深圳设立了国家级的“民间生活方式研究中心”，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分党组书记邱运华、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等出席揭幕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个“民间生活方式研究中心”不仅要对我国传统文化、民间文艺进行研究，更是要研究探讨在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路径，同时也为研究深圳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平台。我相信，有钟老精神的引领，有全国民俗民间文艺界同行的关注和指导，深圳民俗、民间文艺工作者将奋发努力，不断为繁荣民俗民间文艺事业、助力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派作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标题《关注客家文化与都市民俗研究  ——追忆恩师钟敬文先生》）

编辑 范锦桦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张克 三审 张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