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队长》雄霸各大影城的同时，《百鸟朝凤》在午夜场出没。

午夜场的电影，适合静静地缅怀故人、抚慰亡灵——市场规则之外，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自欺欺人”。

而市场规则可以解释的真相在于，和特效造极、IMAX当家的《美国队长》相比，《百鸟朝凤》就仿佛让电影重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百鸟朝凤》影院排期极少，且都在非黄金时段。

现实主义，一个当下时代里土得掉渣的招牌，在中国著名导演吴天明（1939-2014）故去两年之后，被小心翼翼地擦拭掉浮尘，重现在这个声色迷乱的世界：它简单干净，有时难免造作；它深情专情，有时也会煽情。

这是多奇怪的一种观影感受。我们坐在2016年的影院，看着1982年的电影。

没有3D、拼贴、闪回、特效和高科技，《百鸟朝凤》操持着最传统的技术，讲述着最朴素的故事：陕西关中师徒两代唢呐匠人的传承与割裂，风光与没落。没有语焉不详的感伤和绝望，只有直白质朴的喜悦和悲伤。

倔强的关中人，认死理地与潮流为敌。他们把精神家园安置在黄土堆积起来的沟沟梁梁上，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一点上，吴天明和陈忠实一脉相承。

关于潮流，意大利导演多纳托雷说过一句话，如果一块表走得不准，那它每一秒都是错的，但如果这块表停了，那它起码每天有两次是对的。

午夜散场之后，我觉得多纳托雷的后半句说的是吴天明这样的人。

吴天明生前留下遗作《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像是一块停了的表，映射着一个关于电影、时代以及世态人心的寓言。

唢呐班子和铜管乐队的冲突，一如传统与时尚、《百鸟朝凤》与《美国队长》、拆迁旧改与摩天大厦、固守传统与与时俱进之间的对峙。

2012年在一次访谈中，吴天明毫不避讳地说起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张艺谋：“他们不屑于拍那样的电影，就像我不屑于拍他们的电影一样。”

几十年里，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导演一直在瞄着潮流的眼色求变，而吴天明从《人生》到《百鸟朝凤》，固守着自己的手艺和精神，等着一生中自己的表对了的两次。

焦三爷的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但游天鸣的眼泪他是看在眼里的——其实对于流转的世态人心，吴天明倔强但不麻木，固执但不保守。

吴天明

倒退三十多年前，他敢在《没有航标的河流》里，破天荒地拍李纬光屁股游泳的镜头，直言：“这有啥啊？谁他妈没见过这玩意儿啊。”

初任西影厂厂长，他直接拍板把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这些当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拉到西影来拍片。

张艺谋筹拍《红高梁》，吴天明找到厂里的几个车间主任，凑了4万块钱，让张艺谋赶紧去种高粱。

当年《人生》公映的时候，全国各大影院连演40多天，每天连演数场，场场爆满，观影达到2亿人次。

张艺谋拍摄吴天明导演的《老井》时与导演和众演员一起。

那个时候，吴天明的表对了。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大都会唱那首“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都记得崖畔上的巧珍，苦等着土路上的高加林。

从《人生》到《百鸟朝凤》，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三十多年里，吴天明拍过《变脸》、《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寄居四年，卖过饺子，开过录像店……

但临终前他还是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黄土地，讲述着自己最熟悉的高加林、刘巧珍、焦三爷和游天鸣，审视着一个变革剧烈、人心浮华的时代里，我们曾经安身立命的传统何以自为。

这一次，吴天明的表对了吗？

电影人们尽可能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和声援，但资本决定一切的前提下，更多的支持和声援限于道义和敬意的层面。

各大影城用“大师遗作”这样的标签为《百鸟朝凤》造势，但经理们心里都明白，必须看市场的眼色才能自保。

或是为了缅怀，或是为了情怀，人们走进了午夜场的影院，只是在《百鸟朝凤》不断积累着口碑和上座的同时，排片占比却低得让人心寒。

吴天明憋着一口气，吐出一口血，却如同焦三爷一样，终究连乡村铜管乐队嘈杂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也斗不过。

一切似乎已经注定，午夜的《百鸟朝凤》，不过是《人生》的最后挽歌。

但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呢？这种问题在当下纷乱的情境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回答清楚。

时代的巨轮轰然前行，个体的负隅顽抗一如螳臂挡车——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一点不讲人情。

如果我们的表总是走时不准，那么可不可以让它停下来——这也许是吴天明和他的《百鸟朝凤》，对于我们这个在遽变中越发惶惶的时代，存在的意义所在。

让人感念的是，吴天明最终没有对这个世界绝望，他在结尾让天鸣成了非遗的传人。

让人温暖的是，在这部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电影终场时，午夜的影院里有唏嘘的声音。

编辑 白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