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尚志”，就是使心志变得高尚和尊贵，换言之就是崇信和践行“仁义”，作社会良知代言人和正义守护者。

“士”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介于官宦与百姓间的阶层，位居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社会身份，“士”近乎于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对“士”的界定最为明确、阐释也比较系统，从孟子对“士”的诠解可推断出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

依照孟子的社会层级理论，任何一个社会都由“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阶层构成，“士”应归于“劳心者”范畴。而“士”又与高居于社会上层的达官显贵有很大区别，正如《孟子·尽心章句下》所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按照孟子的理解，“士”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尚志”，就是使心志变得高尚和尊贵，换言之就是崇信和践行“仁义”，作社会良知代言人和正义守护者，“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遂成为追求和实践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价值观的代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孟子主张“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特别是由“士”转而为“仕”，更应以秉持仁义这一根本和初心，“君子之仕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矣”。假如入“仕”是为了谋取财富而放弃了仁义，那么宁可“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可以说孟子思想中的“仕”，具有浓重的“道义性”和“理想性”，表征着儒家学说的人文品格和价值取向。

孟子与孔子一样，葆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感和天下使命感，《孟子·告子下》宣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是孟子对“士”的一种理想设定和现实期许。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异不是生产劳动，而是是否践行“仁义”之道，“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孟子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农本主义并不认同，强烈主张“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据此，孟子提出“士”的使命和职责就是“立志”、守志，就是坚定地捍卫良善与道义。面对喧嚣的世俗和躁动的红尘，孟子倡导“士”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为“士”所定义的义利观绝非单纯地重义，而是仁、义、礼三位一体。

孟子不仅承认符合“义”理的自我利益，而且认为“士”所获之“利”只要不违背“义”的原则，就不属于“恶”的行为，而应当归之于“善”。虽然孟子对合乎“义”理之“利”予以赞同和首肯，但他更注重提防和约束“利”而不是劝导和策动“利”，这是因为孟子觉得惟其如此，“士”的仁义之道才能不受侵蚀和削弱，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傲岸和峭拔。

孟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士”，是具有高洁品性和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里所阐扬的正是一种不苟合于俗世的独立人格。就此而言孟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观点有着本质区别，呈现出一种超然气质和脱俗品格，正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原标题《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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