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非虚构的艺术》：给写作者一本实用的创作指南

《非虚构的艺术》记述了一位作家和一位编辑在近四十年的共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它的目标受众是读者和作家，是那些关心写作、关心如何写作和提高写作的人。该书基本的前提，就是你有能力学会如何写得更好。

《非虚构的艺术》

（美）特雷西·基德尔 理查德·托德 著

黄红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6月

本书有两位作者，包括作家特雷西·基德尔。他1945年生于纽约市，哈佛大学英语学士和艾奥瓦大学写作硕士，现居马萨诸塞州。他是一位多产的非虚构作家，荣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大奖；以及编辑理查德·托德。他1940年生，毕业于安赫斯特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里，担任过《大西洋月刊》执行编辑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图书编辑。他为多家著名杂志撰写报告文学和文化批评，著有随笔集《事物本身》（2008）。他也在大学里教授创意写作。

两位作者在坚持事实方面，毫不含糊。非虚构远不止于事实确凿，可是它的出发点，就是不要凭空捏造。如果事件发生在星期二，那么星期二就是它发生的时间，哪怕星期四会构成一个更有条理的故事，也不能因此改动时间。当然，这并不等于把事实和真相混为一谈。

他们同样相信故事和人物的力量。他们认为，小说的各种技巧从来都不是虚构作品的专利；除了企图以虚构冒充事实之外，对于非虚构作家而言，没有哪种讲故事的技巧是禁区。他们还认为，无论是故事、论证还是沉思，图书、随笔还是家书，每一样都要做到新颖而准确，能够表达出一种独特的人的存在。

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文化变得更加喧嚣、快速、碎片化。就直接效果而言，作家赶不上流行音乐或是动作电影、有线电视网新闻或是即时通信。他们认为，作家不应该也没必要试图赶上这些。但他们说，写作仍然是通往明晰思想和情感的最佳路线。

《非虚构的艺术》是一本源于实践的书，是他们多年来尝试写作三类散文的产物：写世界、写观念、写自己。换句话说，这是尝试写作和编辑各种叙事文、随笔和回忆录的产物。

书摘：

对我来说，找到一个想要讲的故事，与其说取决于努力和技巧，不如说往往取决于“构思之幸”，这个说法源于我的大学老师、诗人和伟大的翻译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这种幸运可能始于一次邂逅，一条来自陌生人的建议，一次恍如天恩降临的灵光乍现。我知道最令作者激动的，莫过于一个精彩的故事构思。问题是，精彩的构思可遇而不可求，有时还会以拙劣的假面目出现。

我曾经有过一本书的构思，想法来自我买了一栋旧房子并试图自己整修的亲身经历。人工建构的庭园景致因我而改变；平生第一次我审视各种建筑，看到工匠的精湛技艺，或其阙如。几年后，我有能力雇用一个木匠团队，了不起的工匠，他们修好了被我弄坏的一些地方。我的构思是写一本以他们为对象的书。大主题是在美国建房，故事则会专注于某类工程项目里的木匠或建筑工人，至于具体什么项目还有待确定。

我把这个构思告诉了编辑、经纪人和作家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探索其他的可能性。托德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某位商业领袖的书，可是我想方设法也只安排了一次访谈，地点是纽约市一座摩天大厦的顶楼。这位总裁告诉我，他觉得自己没法多写，因为他不想让全世界知道他的成就实际上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写了好几篇关于大气化学和化学家的文章，可是对我来说，继续下去此路不通。我远赴西部，以为自己可以写一本关于荒野的书，可是当我在《大西洋》总部把这个构思告诉惠特沃思的时候，他说：“写美丽风土的好文章已经够多了，你还要再来一篇凑热闹吗？”终于有一天，我对托德说：“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尝试一下那本关于木匠的书。”

我记得他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仿佛是在询问，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跟他说起过这个。“好啊，去做就是了。”他说。

结果，我不止关注木匠团队，还关注建造一栋独户住房所涉及的全部准则。搜集素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到那时为止，我已经把素材收集和索引工作完成得差不多了，我退回到办公室，试着开始理解自己观察到的材料。我设想，这一刻对于大多数非虚构作家来说大同小异。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前，远离俗世尘嚣，凝视着书桌上成堆的笔记本，希望其中蕴藏着故事，可又再一次感到没多少把握。

以往遇到这类情况时，我通常会听到令人忧虑的声音，部分是为了平息这些声音，部分是为了忘却自我，我开始快速写作，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实际上我很笃定。我坐着往窗外凝视，千真万确地知道自己在倾听那本想写的书。我听到犹如母亲阅读狄更斯的声音，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旧式长篇小说的声音。接着我开始写作，回想起来，我相当快乐而稳定地写了六个月左右，然后去了一个鸡尾酒会，一位新结识的友人问我在写什么。我跟他说了以后，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整本书都在写怎么建造一栋住房？”

换了平时，这些话会让我一肚子不痛快。可是那个时候，我很有把握一个精彩的故事正在手稿里成型。它看起来通往很多方向，让我着迷的不但是建筑师、建筑工人和最初的房主，还有他们之间时不时犹如狂风暴雨般的关系。这是一个没有性意味的三角家庭，一个关于精湛工艺和社会阶级的故事，一个多维度的故事。我觉得要让这个爱唱反调的家伙感兴趣也不是什么难事，前提是我必须把全部的构想都说给他听，那样未免太耗费时间和精力。那时那刻，平生第一次我想把所有的构思都留在稿纸上和头脑里。

现在，当人们轻而易举地概括一个故事，概述听起来很有意思，甚至更糟的是，很激动人心的时候，我往往会感到担忧。这可能纯属迷信，可是我相信，说到判断一位作者的素材，有一句名言千真万确，姑且这么说吧，一条鸡尾酒会的规则： 当一个有潜力的故事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时候，未必总是一个坏兆头。

每个故事都得被发现两次，第一次是在这世上，第二次是在作者的案头。通过建构一个故事，作者重新发现了它。在非虚构写作中，材料是事实性的，不过建构本身不同于事实。

一些作家一开始花上一两天编制故事大纲，最简略地推想故事的基本要素，接着尝试讲述这个故事，并在每一个看起来有希望的地方，随时变动自己的写作计划。这种方法自有其优势。就像实地开车走一趟，而不是把地图记在脑子里来熟悉一条路线。这么做的危险不在于犯错（在早期犯错反而是好事），而在于太早就让自己全力投入一个看来很有希望的构思，当构思被证明行不通的时候，可能很难舍弃。与此相反，一些作家深思熟虑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直到对写作计划胸有成竹才开始动笔。话又说回来，除非你试图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否则不动笔的话，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到底理不理解自己的构思。还有一条折衷之道——一方面激情饱满地一路写下去，另一方面为自己留好后路： 写下大段的散文，却不必老是想着这些段落会通向何处，段落之间又如何衔接。最终，你必须努力找到最管用的技巧，同时记住：大多数作家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对于只看结果的读者来说完全不重要。

当然，大致知道你在寻觅什么，会有帮助。归根结底，故事究竟是什么？它不是题材。一个好的故事可能包含了关于话题或议题的大量信息，如同层层绽放蕴意的芳华。它是透过一粒沙子窥看一个世界的方式。可是，这不是一粒随随便便的沙子。一个故事活在它的细节里，活在人物、地点和时间的独特中。

有很多原型故事：讲述求索和磨难、罪孽和救赎、认同和自我牺牲；讲述追逐、神怪、三角恋爱、正邪斗法；讲述避祸、逃亡、悲剧。很多（可能是大多数）非虚构作家四处搜寻以上的各种原型故事，当他们找到相应的真实事物时，感觉自己很幸运，因为真实世界中的故事并不总如预期般发生。即便故事发生，当作家致力于重新建构时，它也未必总像一开始时那么富有戏剧性。坏蛋本人并没有照片里看起来那么穷凶极恶；势不两立的双方在审判中期达成了庭外和解；谋杀到头来却被证明根本就不是谋杀。非虚构作家，特别是叙述事实的新手，特别容易感受到这类失望。当事件没有传达出某种显而易见的戏剧性（人人都能从中读出一个故事）时，年轻作家会说：“这个我可没法儿写成一本书。”可他们缺少的往往不是一个故事。他们缺少的，是以一种更加开阔的方式思考，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故事。

戏剧性来自冲突，这是老生常谈，也往往会误导人。人们一般把故事里的冲突，理解为好人和坏人间的外部争斗。说《哈姆莱特》描写了一个王子和一个篡位国王间的冲突，（显然）过度简化了这部内涵丰富、充满神秘意味的戏剧，事实上也彻底误读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冲突往往发生在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叙事者的内心世界。《哈姆莱特》的故事，以一个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令人费解的人物开场，结束时，作者和读者加深了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一系列事件反而以平静的方式，揭示出某种戏剧性的真相。人们可以把这类故事称为心灵启示式叙事。

在乔恩·克拉考尔的《荒野生存》中，一个年轻人满怀对荒野生活的浪漫奇想去了阿拉斯加，结果却饿死在那里。如果平铺直叙，很可能会把这个故事写成一出惊悚奇遇记。克拉考尔的故事版本却弥漫着令人惶惑和伤感的情调，让我们透视这个年轻人，并且通过他和他的困境，以新鲜的眼光重新审视荒野这个伟大的美国题材。

在安妮·法迪曼的《神灵附体，你就倒下》中，由于对一个羊痫风儿童病例截然不同的理解，美国医生和老挝山乡移民之间发生了纠葛。关于一个儿童健康的外部冲突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可是故事的精髓却存在于两个阵营之间日益增长的互相理解和同情，而隐身于背景中的作者也从中领悟到了某些东西。

乔纳森·哈尔的《漫长的诉讼》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由事件驱动的叙事，一个关于环境污染诉讼的故事。对于作者的一些朋友来说，写作的缘起令人心存疑虑。有关环境污染丑闻的书早已司空见惯，谁会有心思再多读一本呢？要知道在这类书中，坏人一望即知，故事的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可是哈尔将其演绎为一篇个人传奇故事，而不是一则道德寓言。主角努力做一件善事，但同时性格偏执，受道德压力驱动，还野心勃勃。作为一名律师，他情愿把官司打到远超越法理的地步。性格成就了他，也困住了他。换句话说，《漫长的诉讼》《神灵附体，你就倒下》和《荒野生存》在其最深的层面上，隶属于心灵启示式叙事。

心灵启示，即某人对某些事物有所领悟，是将事件转化为故事的关键。没有心灵启示，一个激荡人心的故事就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只有这些吗？”挖掘心灵启示这种更深层的戏剧性对于非虚构作家是一大挑战，尤其是恰好遇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的作家。对于那些手里的故事缺乏明显的戏剧性、但可能包含其他重要品质的作家，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安慰。

让一个故事有机会活下来，最要紧的，就是当某一重大事物处于危急关头，有一个难题横阻在人物面前，或是横阻在试图理解这些人物的读者面前。难题的展开和解决才是真正的高潮。并不需要什么飞车戏。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