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君

沃格林主张“被割裂耕耘的两块土地”即政治原理与历史哲学，应合于一处。

沃格林(Eric Voegelin)是20世纪最有原创性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影响卓著的《新政治科学》最近由商务印书馆译入国内。《新政治科学》被认为“以最深奥的知识水准”陈述了一套关于人、社会和历史的完整理论，书中探讨了“现代性的吊诡”与异化、“现代灵知主义”“代表”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重建等多个问题。

关于政治科学的重建，《新政治科学》提出“重建工作势在必行，因为对原理的意识已经丧失”，这种重建，关键是要摆脱实证主义的模式。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关于现象世界的事实命题，才是客观科学的，而关于灵魂和社会秩序的判断，则是主观的，缺乏客观有效性。沃格林认为基于实证主义的两大基本假设，一是认为只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二是认为理论隶属于方法，实证主义者们“在有缺陷的理论原理下摆弄相关材料”，他们通过耗费巨额经费的大型“研究项目”，研究无关紧要的“事实”“数据”，“使政治科学局限于描述现存的制度以及解释它们背后的原理，亦即让政治科学沦为现存权力的婢女”。

沃格林认为倚重形式理性、拘泥无意义“材料”，是实证主义的致命弱点。“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实属白费，因为他们用来解释材料的原理，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沃格林强调“政治科学不可能试图依据统计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基础建立”，一个试图理解柏拉图《理想国》的政治科学家，是不会用得着数学的；而一个研究细胞结构的生物学家，也不会用得着古奥语文学的解释学原理的。只要一种方法能有效用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合适的。

政治科学建立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传统的、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等阶段。整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即实证主义风靡一时，人们喜欢检验固定的、已确立的系统，因为其方法论工具能够发挥最佳功效，但在把握社会变迁时就会遭遇困难，正如后来的政治学家罗斯金等在《政治科学》中指出的：“行为主义者检验的只是一个既定时刻的既存事实，他们忽略了变化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是受时间的约束的。”

沃格林《新政治学科》提出“把政治科学扩而充之，使之成为关于社会历史中的人之存在的科学和关于一般的秩序原理的科学”，对于这种重建，“必须理解为其实是一种复元，就是从作为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时代之标志的对科学的毁灭中复元”。这种重建关键是要“回到对原理的意识”，历史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政治科学标志着希腊的危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标志着西方危机的第一次大地震，它们都是由问题导生的“伟大的重建”。今天不可能通过柏拉图、奥古斯丁或者黑格尔的方法来重建政治科学，“必须通过一种从时代的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把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全部纳入考量的理论化努力来重新获得。”

在沃格林的政治科学重建中，人是焦点，“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套政治理论，若是深入到原理层面，就必须同时是一套历史理论”，由此他主张“被割裂耕耘的两块土地”即政治原理与历史哲学，应合于一处。

社会科学领域，大量问题是不能量化的。20世纪60年代末实证主义遭到强烈质疑和批判，后行为主义兴起，人们认识到事实和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同时运用传统主义的定性方法和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成为这一变化的先声。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原标题《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