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存在各种经济学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其“得一”程度是不一样的，其中包含的“一”和“道”的质和量都是不一样的。

老子《道德经》里区分了“道”和“一”，由于道属于“玄之又玄”的东西，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可以退而求其次，追求“得一”，这是因为“一”虽非道本身，但是“一”中包含了道，是化生于道的本原状态，与道相统一，或者说与道合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能够“得一”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根据《正读道德经》里的解释，“得一”即是《道德经》里“德”的要义。“一”的表层含义为“道的混沌”，却由此“静柔”，进而“合和”“谐一”。因此人“得一”而“德”的含义囊括各个存在层次的“合和”“谐一”，最终上升而回归到大道的“玄德”。《道德经》里谈到“上德不得”，是因为“上德”包含了“得一”，一里含有道。道本无物之物，“得一”实际就是“不得”道本身，勉强为了表述需要而不得已称之为“得一”，即“像混沌大道一样与一切合和为一”。“一”终究是“道”深入到“万物”的次形态，“德”终究是落实到“实践”的“无为之为”，所以说“道生一”“得一”“失道而后德”。

有关“得一”，老子《道德经》写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也。”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与大道统一的得一事物是这样的：天得一而清明，地得一而宁静，神得一而灵验，川谷得一而能包容充盈他物，万物得一而生存，侯王得一而能为天下保持平正。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就是因为“得一”。

“得一”为什么重要，老子的解释是：“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蹶。”意思是说，推究其理，天不清明的话恐怕将会崩裂，地不宁静的话恐怕将塌陷，神不灵妙的话恐怕将消失，川谷不能包容充盈他物的话恐怕将空竭，侯王如果不“得一”的话恐怕将垮台。“一”源于“道”，万物离不开“一”以及包容于其中的道。

既然“万物得一以生”，那么《道德经》如何看经济学呢？目前存在各种经济学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其“得一”程度是不一样的，其中包含的“一”和“道”的质和量都是不一样的。“得一”程度最高的，当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的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称行动学。其内容主要是元经济学，属于经济学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其方法论基础就是提出少数公理（比如“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行动” ），再借助逻辑演绎，得出一些经济学定理和推论。由于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只要逻辑正确，定理和推论也正确。米塞斯甚至提出这些公理和逻辑都是先验的，它们本身以及演绎推理得到的定理和推论，都是不需要验证，也不能被证伪的。有些经济学派则在经济学理论当中“得一”程度很低，比如一些计量经济学的命题假说、建模和验证，属于就事论事，是拿经验去验证或者证伪，与探究经济学原理无关。

认为基于先验公理和逻辑的经济学才是经济学，这是偏狭的。不能说提出先验的行动学理论之前的经济学都不能叫经济学。只能说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立论基础不同，理论化、一般化和抽象化程度不同，“得一”程度也不同。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不含先验的理论内容。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探究经济学中的一般规律，也没有将这些规律拔高到先验的地步，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大厦，基本上就是门格尔一人建立的。米塞斯构建的行动学，最基本的原理也来自门格尔。但是米塞斯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先验理论加以提炼和重新阐述，建立其行动学理论大厦，这是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

经验，作为生活的历史，也是“得一”的结果，只不过“得一”程度较低。先验需要通过经验来体现。很多人的行动构成经验，立足于经验，并不区分经验和先验，实际上经验的背后总是有一些先验因素存在。先验的规则不是规则的全部，规则也分不同的层次。现实世界中的人，往往根据其经验对外部事物构成一些理论假说，然后根据进一步的经验试图对之验证、佐证或者证伪。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会犯错，由此修正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理论假说。人的心智和理性也由此构成一种演化成长的心路历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从<道德经>看经济学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