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王水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化繁荣、思想活跃、文人地位极大提升的时期。经过宋初几十年的整合、陶育，至仁宗朝，大批闪耀中国文化史的名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即包括王安石。与同时期的苏轼、曾巩等人不同，因为“新法”的原因，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颇为激烈，总体来说是毁过于誉。正如王水照先生多次强调过的，北宋的知识精英，往往即是官僚，又是学者和文士，他们集合了多种社会身份。王安石更是如此，其“荆公新学”以及以此为思想基础的“新法”，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大事，同时他还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家，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有所谓“荆公体”，歌词则被认为可以“一洗五代旧习”。

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通过文人群体的视角，将北宋文学史上的特定文学现象、主要作家、典型性作品，置于文人集团的师承、交游、相互影响这种历史生态下，阐明文学主盟思潮及其文化背景，以此审视、把握、构建北宋文学史。

本书虽没有专门章节，像论析曾巩散文、秦观歌词一样，集中分析王安石的诗文，但王安石无疑是王水照先生探究北宋文人集团的关键一环，全书论及或引述王安石诗文多达200余多处。诸如欧阳修对王安石的赏识厚爱、梅尧臣与王安石在诗歌艺术方面的相互砥砺与吸引、曾巩与王安石的契合相投、苏轼与王安石的相互倾慕与分歧等等，这些人际交往，对北宋文坛的样貌及北宋文学的成熟都发生了影响。王安石不但是构成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核心成员，而且是北宋文人集团得以呈现如此鲜明特质的重要影响要素。

庆历四年（1044）作为同乡的曾巩，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信引荐王安石，庆历七年又一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至嘉祐元年（1056），王、欧二人终于在京师会面结识。王安石成为欧门进士集团的骨干成员，欧阳修对王安石很是赏识，一度将王氏作为文坛接班人来培养。欧阳修作《赠王介甫》对王安石期许极高，王安石的和作《奉酬永叔见赠》立意高远。关于这两首诗作，历来颇有争论。王水照先生于书中不仅纠正了《苕溪渔隐丛话》、《避暑录话》、《优古堂诗话》等对两诗理解上的偏差，而且揭示了二诗所隐含的“微言大义”：欧诗有“付托斯文”的含意；王诗则从传道方面答之，谓自己学文无力而传道之“心”犹壮。看似一首普通的和诗，却昭示了王安石的人生抱负，并且预示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王安石自己的诗歌和散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却没有像苏轼一样，以其为中心形成一个文人集团。其原因，在王安石的这首诗中即可找到：“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的志向不在文，而是要弘道辅君。

王安石和苏轼同为欧门文人集团的中心人物，两人的关系颇为复杂。因为不同的理想追求、趣尚性情，他们之间有惺惺相惜，也有针锋相对的辩驳，对文学的专注程度也有深浅之别。其相互间的交往与对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北宋中后期的政坛和文坛。

哲宗元祐时期苏门学士集团的形成，苏轼本人的才学、气量、个人魅力以及文人结盟的时代思潮固然是其主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颇值得注意与玩味的——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反向促动作用。从个人关系而言，王安石与苏门中的多人有着不错的私交。如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北返途经金陵时，特意写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王氏复信则称赞秦诗“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但随着时局的发展，苏轼及苏门中人对王安石以行政方式推行“一道德以同俗”的学术思想很是不认同，相继对王氏及新学展开诘难与矫正。“苏门对王氏新学的批评，信息交流颇为迅捷、频繁，其言论配合有致，不啻是一次集体的清理王学的活动。苏轼在反新学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多元性和多样化是发展学术文化的必要前提。这也成了苏门的著名门规和家法，对推动元祐文学高潮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对立，关乎学术，与私交无涉。“苏门的批评王学，实针对一种思想倾向而言，具有相当深广的社会意义。”王水照先生善于在错综纷乱的人际交往表象下，别具卓识得把握其隐藏的思想动因。正如傅杰先生评价本书时所说“（《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不仅为宋代文学研究者必读，也值得治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参考”。

在文人集团视野下，王安石作为北宋文学史的重要参与者及参照系，其文学史地位可供人们更多元化的发掘与揭示。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原标题《文人集团背景下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