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过，古代东方文化人，一般不太爱“拉开架势”写哲学专著（老子的《道德经》是个伟大的“意外”），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从没闲下来过。

就说东晋大文化人王羲之吧。几乎天下读书人，都晓得他的惊世名作《兰亭集序》。其书法融妩媚与刚健、细腻与疏放、严谨与张扬、沉着与飘逸于一炉，且凭这“天下第一行书”，成行草百派之宗，被后世尊为“书圣”。而此篇序文本身，虽感琢磨欠细，语多重复，个别层次略嫌不清，隐隐闻到一股“酒气”，给人“喝多了”的感觉；但文中景真情切，瑰丽多姿，才气逼人，汪洋恣肆，不失为一篇美文、妙文。在两汉文赋铺张华丽之风影响仍巨的晋代官方文坛，这股清逸之风尤为难得。细味通篇思想内核，则是对时空与生命的思考。

您看：在这么一个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好地方，一群贤达“时人”汇聚于此。边做着“曲水流觞”的文雅游戏，边“畅叙幽情”。令人顿觉“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信可乐也”！

然而，正“极视听之娱”，玩得好好的，我们的这位大文人呢，却突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感慨什么呢？美好的事情总是这么短暂，而且“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些赏心乐事连同生命本身的存在长短，自己不能作主，全凭造化安排，并可一眼看到尽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于是乎，王羲之大人不由得想到了当时文化人中盛行的谈”玄”之风，觉得这些家伙推崇庄子的“齐物论”观念，太不靠谱了：

“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要说起战国时代的庄子他老人家，貌似继承了老子的道学思想，实际上是个大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离开了老子学说中唯物的本体论，追求主观世界的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和对客观世界包括世俗社会的无限超越；他将老子辩证的方法论往“前”推了一步，演化为诡辩论、无准绳、不可知的思维体系：

齐彼此（“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齐是非（”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齐彭殇（“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一死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这就是有名的庄子哲学命题——“一死生，齐彭殇”。

王羲之先生说，我就纳闷了：生下来就夭折的婴儿，怎么就比天下人都长寿；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怎么就算最短命啦？生怎么等同于死，死怎么就算是活着啦？所以他批评庄子这种观点是“虚诞”，是“妄作”。尽管他也知道，在当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东晋一帮文人心眼中，这是十分“时髦”的说法。

王羲之不同意庄子意见，直接看到美好事物乃至每个人生的存在，都是“俯仰之间”的事，但他又能怎样？只能无奈地“兴怀”，大叹“悲夫”！从这点看，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先生，就显得豁达多了——

坡翁在他的《前赤壁赋》中记述了：壬戌之秋一个月圆之夜，东坡跟门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面对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他们又是诗又是酒，叩舷而歌，不亦乐乎。而门客却泼了一头冷水，说了一番大煞风景的话：

想当年，曹操、周瑜在这里呼风唤雨，可谓英雄盖世，如今都去哪啦？何况我们的这些被朝廷看不上的人，“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多么渺小多么短暂的人生，面对无穷无尽的长江和永远悬挂空中的月亮，还开心得起来么？真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啊！——诸位听听，有没有跟王羲之先生的感叹一个调调？

我们再看东坡先生是怎么跟门客说的：江水东流，日夜不停，一滴滴的江水是一去不回头了，可千万年来那条江不是还在那里日夜奔流吗？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月光每天都在变化，可千万年来那月亮不是还清辉依旧吗？所以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就是看事物角度的问题：一是变化与不变的角度，二是个别与整体的角度。一片叶子飘落了，另一片叶子抽芽了，那棵树还在；一棵树枯萎了，另一棵树出土了，那片森林还在；一片森林消失了，另一片森林生成了，世间绿色还在。如果只从变化的角度看到个体事物的衰亡，就会像王羲之那样“嗟悼”、“兴怀”；如果只从不变的角度看到整体事物的存在，就会像庄子那样，不加区别，“一死生”、“齐彭殇”；只有像东坡先生那样，既看到个体、承认变化，又看到整体、坚信永恒，才能做到“入世做事”，承担当下责任；“出世作人”，豁达面对人生。

东坡的豁达，在于他一方面知道，一切存在都是变化发展的过程，“长恨此身非我有”——自己也作不了自身的主；另一方面，又明白存在的本质——“存在过”就是“存在了”，一瞬亦即永恒。天下美景“庐山烟雨浙江潮”，人们为之惊叹、震撼、陶醉也罢，为之兴怀、纠结、感伤也罢，它似乎总是那样的烟雨迷濛、潮若奔雷，“本来如此”，亘古不变。

其实，古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说白了就是对“时空”的认识。而茫茫宇宙，悠悠岁月，本来无所谓时间和空间。而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在探究宇宙万象以及人类自身生命行为轨迹在宇宙中的定位过程中，通过寻找各种参照物，去“丈量”事物的“大小远近”及其运动变化的“先后快慢”，从而创造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尺度概念。人类正是有了“时”、“空”这两把尺子，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或曰猜想），才渐渐由绝对模糊走向相对清晰；同时必然地发现了，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其存在时空都是十分有限的，人的生老病死，物的生长收藏，不过尘埃之一瞬。

于是乎，有人悲观了，消沉了，认定“人生苦短，须及时行乐”，就像五代时的前蜀后主王衍的《醉妆词》写的，“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有人不愿接受人生短暂的现实，努力寻找超越客观局限的门径，就如继承发扬了庄子思想的道教神仙家那样，醉心于“长生不老”、“白日昇仙”之术。而古人对时空与人生的不同思考，表现在唐宋大诗人身上，也迥然不同：

道门的“诗仙”李白，醉醺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儒门的“诗圣”杜甫，苦戚戚，“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释门的“诗佛”王维，闲澹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寒门”的“诗鬼”李贺，冷嗖嗖，“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东坡居士呢，肩上是儒家的担当，心中是道家的洒脱，眼底是释家的透彻。无论穷通顺逆，依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他笑吟吟、坦荡荡“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将个体的一瞬，融入整体的永恒之中。这，大概也是许多东方文化人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编辑 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