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都市，右手历史！快来看看邱华栋是怎么玩转小说的？

2016年3月，邱华栋推出长篇小说《时间的囚徒》、小说集《十一种想象》、《十三种情态》。如此集中地推出重磅作品，邱华栋引起文坛关注。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出版有长篇小说10多部，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描写当代北京城市生活变化的《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另一个系列是历史小说：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的系列长篇小说《中国屏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以及描写成吉思汗在中亚和中国著名道人丘处机会面的历史小说《长生》。另外，他还创作有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楼兰三叠》等30部，以及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我在那年夏天的事》几个系列，合记有180多篇。共出版有长篇、中短篇小说集、电影和建筑研究、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结集为90多种版本，800多万字。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俄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发表和出版。获得了第10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等二十多次。

《时间的囚徒》：“中国屏风”系列的收官之作

《时间的囚徒》是邱华栋“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之一。小说以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百年中国巨大的历史变化，以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命运的碰撞、了解、纠缠和互相打量，来折射中西方国家近百年来错综复杂的关系。

《时间的囚徒》是作家邱华栋最新力作，一部近年来文坛上少有的近现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作品。首先，题材的稀缺性。该小说时空跨度大，纵深感强，分别讲述了1900年“庚子之变”、反右时期以及法国“红五月”期间的故事。巧妙的是，小说将这些故事附着在一家三代法国人菲利普的身份之上。这部小说也是邱华栋“中国屏风”系列的收官之作，这个系列隐含着作家对中国近代史的打量和判断，它们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讲述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小说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为我们定格了一个生存空间，便于观察那里的人和那时的世界。

这本书有两种读法

记者：《时间的囚徒》首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叙事方法，通过三代人、三条平行的叙事线展开的，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邱华栋：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艺术，是一部长篇最重要的地方。这部小说在叙述上非常有特点，第一代人的故事由第二代人叙述，第二代人的故事由死去女儿的亡灵叙述，第三代人自己叙述，是在脑震荡的情况下的意识流。

因此，这本书有两种读法，因为是三代人、三条线，你既可以按照我现在的章节顺序阅读，可以感觉到不同时间和时代的差异，感受到历史变换的复杂感受。还有一种读法，就是将三代人的故事跳着读，读第一代人的故事，按照一、四、七、十、十三……的节奏来阅读，读第二代人的故事，就按照二、五、八、十一……的顺序读下去。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

记者：一个在庚子年入侵中国的法国人，后来选择留在中国，在中国娶妻生子，他的孙子在1968年回到法国加入“五月风暴”。这个故事挺“超现实”的。

邱华栋：第一代菲利普是跟随八国联军在1900年来到中国的，而后留在了中国。第二代菲利普是个中法混血儿，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一直到1964年他因为中法建交，被特别释放到法国。第三代菲利普参加法国1968年红五月的巴黎街头运动。爷爷、父亲和儿子，三代法国人对从清末、民国到当代法国社会的回忆、争论和参与，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我的朋友，旅居英国多年的著名作家虹影说：从西方人心理体验世界，从西方人的角度反观中国，小说自然会冲破藩篱，令人眼界一新！西方作家敢用东方人的视点写小说拍电影，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如果文化理论中有“东方主义”，那么文学创作中也有“东方主义”。我想，她说得很准确。

虚构写作有枝可依

记者：小说有人物原型或现实基础吗，还是完全虚构出来的？

邱华栋：我的“中国屏风”系列《单筒望远镜》《贾奈达之城》《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这四部小说，都是依据历史上真实出现的人物，他们都写下了来华的传记或者见闻录，比如，英国人伶俐写的《太平天国亲历记》、英国人普特南·威尔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英国人戴安娜·安普顿写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等等，都是我这四部小说依据的部分材料。这四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分别是几个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百年间，在不同时期，以各种方式，来到了中国。于是，他们个人的命运都与中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记者：“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都是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境遇的，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视角？

邱华栋：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历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前就开始了。络绎不绝的外国人，那些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和旅行家，还有一些考古学家，纷纷来到了中国，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对中国的想象，在中国经历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岁月。而他们眼中的近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年，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回忆录、亲历记出版了不少，成为我们了解中西方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他们，来抒写他们，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于是，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让这几部小说的外国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在中国，像镶嵌画一样展现在中国的屏风上，与中国发生了难忘的爱恨情仇。

踏破铁鞋，找寻历史的路径

记者：你说过，写作是一场长跑。但给我的感觉是你在这场文学长跑中，一直东张西望，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题材、写法，这很有趣。《时间的囚徒》这部小说耗时5年，创作中你认为最艰难的部分表现在哪里？您又是如何克服的？

邱华栋：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曾经借出访法国的机会，寻找法国“红五月”的踪迹，将“红五月”时期巴黎的一些学生运动发生的主场，比如大学校园、大街、剧院和工厂，都实地看了看，也阅读了几十本关于法国“红五月”的书。这些实地勘察和阅读经验，都化进了这本书里。中法混血儿当了“右派”这一条线，我也实地去钟鼓楼片区、草岚子胡同、陶然亭第一监狱、良乡监狱旧址实地察看，感觉历史的风云变幻。所以，写这样的小说，要消化历史材料，要使用别人的材料，还要实地查看，并编织成一个虚构小说的架构，来铺陈人物在时间和历史中的命运。这是比较考验一个作家的。

记者：你的这一系列小说，对于我们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百年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等等，提供了一个文学化的视角。

邱华栋：这一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和西方、主要是欧洲国家交往碰撞最为密切的时期。大清帝国晚期的衰落与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蓬勃发展、意气风发与昂扬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也展开了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百年里的艰难求索、寻找自我发展道路的曲折奋斗。所以，我写这个系列小说，也是为了探讨中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那些年里，是如何以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命运发生了碰撞、了解、纠缠和互相打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汇入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十三种情态》：我想追求一点肉感和丰满感

记者：请谈谈《十三种情态》这部短篇新作。

邱华栋：《十三种情态》是十三篇与当代情感、婚姻、家庭、外遇、恋爱有关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题目都只有两个字：《降落》《龙袍》《云柜》《墨脱》《入迷》《禅修》等等，每个短篇的篇幅在一万五千字左右。

记者：你写短篇，从二十多年前的一两千字，写到了如今的一万五千字左右。为什么现在把短篇小说写到了一万五千字？

邱华栋：对我来说，如何写短篇小说，一直有一个“多”和“少”的问题。一万五千字的短篇，时间的跨度，人物的命运跌宕，都有很大的空间感。比如，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少”的胜利。我觉得他的简约和“少”，是将一条鱼变成了鱼骨头端了上来，让你在阅读的时候，通过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力，去恢复鱼骨头身上的肉——去自行还原其省略的部分，去自己增添他的作品的“多”。这对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显得非常风格化。但雷蒙德·卡佛不是我很喜欢的短篇小说家，因为“少”使他显得拘谨，小气。我还是喜欢骨肉分配均匀的短篇小说，比如约翰·厄普代克和约翰·契弗，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莫言、艾丽斯·芒罗（我不喜欢她的名字被翻译成‘门罗’）的短篇小说，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将“多”和“少”处理得非常好的短篇小说家。所以，写短篇小说，就应该在其篇幅短的地方做长文章，在多和少之间多加体悟，可能是写好短篇小说的关键。

记者：你说过写短篇，往往是小说的题目先蹦出来，促使你去写，为什么呢？是主题先行了吗？

邱华栋：不是主题先行，是模糊的，是逐渐清晰的。我写这个系列短篇，起先是题目先涌出来，然后一点点的，内容出现了，是小说的题目召唤来的。小说的题目是进入小说的钥匙，没有题目的召唤，故事，人物，场景，甚至是叙事的语调，都不会出现。

我是持续打量和书写城市生活的小说家，我还要在这一场地里继续耕耘，持续前进，我也非常钟爱我这本小说集。假如来概括这篇小说的风貌，我想说，小说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比较私人的隐秘生活，大部分和情感有关，不好为人道，但却影响着人自身的精神。这样的短篇小说，有着一种肉感，比较丰盈。看多了简约派的骨感，我实在是想追求一点肉感和丰满感。

记者：在写短篇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和追求？

邱华栋：我一直喜欢写短篇小说，到现在已经写了一百六十多篇了。我小时候在武术队训练了六年。练武术的人都知道一句话：“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说的是长有长的特点、好处，短有短的优势和长处。

短篇小说，因其短，因此是很“险”的。险，可以是惊险、险峻、险恶、天险、险峰、险棋、险要、险胜等等。可见，短篇小说，虽然篇幅有限，但是却可以做到出奇制胜，做到以短胜长，以险胜出。我写短篇小说，也有快三十年了。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永远的记忆》写于一九八四年，那年我十四五岁，写的是一种感觉和心理状态，很短，现在看来应该算小小说，也就两千多字。很快，进入到大学之后，写了关于少年记忆的系列短篇《我在那年夏天的事》，算起来，大概有五十篇。这个系列的短篇小说不长，大都在六七千字，一般都有一个符号和象征物作为小说的核心，比如《风车之乡》里面一定有个风车，《雪灾之年》里一定有一场大雪加一次飞碟爆炸，《塔》里面也一定会有一座象征很多东西的塔存在。这些小说表达的，也都是关于青春期成长和窥探世界的那种惶惑、烦恼和神秘感。

每次写短篇小说，我都把结尾想好了。因此，短篇小说的写作，对于我很像是百米冲刺——向着预先设定好的结尾狂奔。因此，语调，语速，故事和人物的纠葛都需要紧密、简单和迅速。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我感受到城市的巨大张力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的投射，于是，大概花了七八年，我写了《时装人》系列小说，一共有五十篇。这些短篇的篇幅也不长，每篇都有一个诗歌意象在里面，比如《重现的河马》里面有河马，《刺杀金枪鱼》里面有金枪鱼，《时装人》里面有时装人和大猩猩，而《蜘蛛人》里出现了城市蜘蛛人。这些短篇都有诗意的追寻和城市异化带来的那种变形，小说故事本身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写感觉、象征和异化的，并带有成长后期的那种苍茫感和对城市环境的符号化抽象。

记者：嗯，写系列短篇，在符号价值上是一种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新千年以来，你将目光投射到了社区人、中产阶层的观察中，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现在看来有些不错的短篇，比如《里面全是玻璃的河》《月亮的朋友》《离同居》《寻爱的一天》《笑场》《玛格丽特的气味》等等，写出了新的都市人的生活侧面和精神投射。

邱华栋：我写短篇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图谱式的多重、多角度、多次地进行某个主题或者对象的书写。 2000年之后，我写了《社区人》系列短篇，分为《来自生活的威胁》与《可供消费的人生》两个集子，一共六十篇。这个系列的短篇小说，篇幅增加到了八九千字，大部分是写实的，都有完整的故事和相对多面的人物，少了很多意象、象征、符号、诗意，多了写实、人物、故事、场景等等，我是向回走了一点，写实的能力增加了。

《十一种想象》：依据史实展开想象

记者：《十一种想象》，这里面涉及的题材视野更广了。能谈谈创作时的灵感来源么？

邱华栋：《十一种想象》收录了我写的11篇历史小说，包括3个中篇和8个短篇。从题材上看，中外都有，不同历史时期都有，都是依据一些史实所展开的一点想象。

其中，《安克赫森阿蒙》是一篇关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小说。图坦卡蒙的死因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十分神秘。我某年出国，在异乡的宾馆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了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考古学家对图坦卡蒙的金字塔进行发掘的情况，后来我又读了几本关于埃及法老的书，有一天兴之所至，就写了这篇小说。

《瘸子帖木儿死前看到的中国》讲述了瘸子帖木儿险些对明朝中国发动战争的故事。据历史学家说，假如帖木儿不是碰巧死了的话，明朝将面临最大的一场危机。

《玄奘给唐太宗讲的四个故事》取材于《大唐西域记》，我挑选了几个对唐太宗应该有触动的故事，由玄奘亲口讲给了唐太宗听。

我一直很喜欢《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最终导致了《三幅关于韩熙载的画》的写作。在小说中，我想象了历史上失传的、关于韩熙载的另外两幅画的情况，以及韩熙载和李煜之间的关系。

《色诺芬的动员演说》取材于古希腊著名作家色诺芬的著作《长征记》。我一直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著作有兴趣，这篇小说不过是随手一写。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座古城里醒来，而一个古代的人在我的耳边说：“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和建造的城市，它是亚历山大城！”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很年轻就去世了，死之前他已经建立了很多亚历山大城，他的远征路线一直到了印度。我不知道我今后会不会写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我对他的生平特别有兴趣。

《利玛窦的一封信》则是我有一天去北京市委党校，看到利玛窦的墓地之后，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写作主要取材于他的《中国札记》和史景迁的研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丘处机的一些诗作，非常喜欢，就对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何况他又是中国道教的著名人物。因此，才有了《长生》的中篇版和长篇版。小说写的是13世纪初期，丘处机道长收到正在成为人间新霸主的成吉思汗的召请，不远万里地前往如今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下与成吉思汗面见的故事。假如今后有时间，我还想再把《长生》的小长篇扩展成一部大一点的长篇，类似吴承恩的《西游记》那样，虚构出丘处机带着十八个弟子，一路上与妖魔鬼怪斗法的故事，这样是不是更有趣呢？

记者：尽情表达历史人物的内心声音，这是您写作时为自己设下的挑战？

邱华栋：一切历史小说也都是当代小说，正如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意地、尽量去寻找一种历史的声音感和现场感，去绘制一些历史人物的声音和行动的肖像。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历史小说观念使然吧。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熔炼》对我影响很深。此外，我觉得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戒》是另外一路的历史小说，他把神话和欧洲人的历史以想象出一个全新谱系的方式来重构，其瑰丽和繁复的想象是我特别震惊的。

我不大喜欢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那些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与写法，都过于陈旧和传统，大都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外面打转，没有进入到历史的复杂情景和人物的复杂内心，也无法逼近历史的真实。主要是依赖习惯旧的审美趣味的大众在传播，在小说层面上，我觉得没有创造出历史小说的新境界。

至于我的那11篇历史小说，于我自己是一种题材的拓展和大脑的转换，假如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和会心的微笑，我觉得就很好了。

记者：据说您在写一部科幻小说集，叫做《十二种宇宙》。这是第一次写科幻题材？怎么想到跨越到未来向度的写作中去？

邱华栋：我最爱看科幻片电影了，总让我感觉人在宇宙中是那么渺小。我喜欢卡尔维诺的短篇集《宇宙奇趣》那样的科幻小说，也很想试试，写出那样有趣的小说。因为我的小说集《十一种想象》是历史小说，《十三种情态》是当代题材的情感小说，那么，《十二种宇宙》就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这不是很好？所以，写作有时候一定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和可能性，最终，你的写作才会有意思。

记者：在您看来，保持文学阅读的兴趣很重要，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作家，但文学修养则会内化于一个人的心灵和日常生活。您经常给人推荐阅读书目，这里面哪些是您自己常读常新，也会反复提到的书？又有哪些阅读习惯？

邱华栋：德国人喜欢阅读有难度的书、复杂的书、有思想的书。中国人的阅读层面还比较喜欢热闹、通俗和过于生活化。阅读是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很重要的过程。我每年要翻阅几百本书，也藏了两三万册书。我觉得，书很难死掉，纸书太完美了，不会死掉。经典，比如先秦散文、唐诗宋词、《红楼梦》，以及卡夫卡、普鲁斯特等很多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都是应该不断地阅读的。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书单，而且，这个书单要不断地变化。

说到阅读习惯，我习惯躺着读书。我有一个带滑轮的小书车，和床一样高，放在床头，一般这个滑轮车上有五十多本书，都是我最近要看的，我就东翻翻西看看，每晚如此。滑轮车不变，滑轮车上的书，隔一段就要换一换了。

来源 综合现代快报、安徽商报、长江文艺

编辑 钟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