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评 | 提升工读学校运行效能，帮“迷途少年”找回方向

近日，南通市一位15岁少年因制止校园欺凌，而被14岁的同学伙同19岁“社会大哥”殴打致死的新闻，再次刺痛人们神经。

本月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白皮书对近五年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尽管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总体趋势明显下降，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近年来逐年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未成年人心智“早熟”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开始出现规模化、预谋化、低龄化的倾向。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犯罪者熟练使用“低龄”当挡箭牌，甚至出现了未成年人“帮派”等类黑社会组织，这些事实挑战了公正的底线。南通的这起案件中，我们也嗅到了组织化犯罪的味道。因此，有舆论开始担忧，对此案未成年嫌疑人的处罚会不会太轻，以至无法彰显正义。

未成年人尚未定型，一时走了歪路，社会、家庭、学校也有一定责任。因此，不该单纯用惩罚成年人的手段惩罚他们。如何宽严相济地惩罚未成年人犯罪，既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又能够矫正其行为，使他们能在若干年后重返社会，是激愤之后应当好好反思的社会问题。

作为特殊教育的组成部分，工读学校兼具惩戒和教育功能，能够体现宽严相济的惩罚精神，是很多国家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力机构。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态势，说明普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一些“问题少年”已经收效甚微。把一部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到工读学校就读，使其接受强制性纪律的约束和管理，能阻断其团伙串联犯罪的可能，培养他们对法律和纪律的尊重，以达到教育矫正的目的。

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工读学校运行效能并未被完全释放。据媒体报道，因为工读学校招生需要家长、学生、学校三方同意，不再具备强制力，不少工读学校多年没有生源；工读学校被污名化，工读学生融入社会后仍遭歧视，影响了工读改造积极性；工读学校工作压力大，专职师资面临缺口，办学水平良莠不齐，也可能造成“问题少年”扎堆的新问题。

工读学校的运转，需要得到社会有效监督，也需要更多专业力量的全面支撑，政府很难“包打天下”。破解实践中的难题，还需借助社会共建共治之力。

在录取方面，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司法和社区应当通力合作，对相关家庭尽到劝说之责，争取家长和学生对工读学校的认可，在家长未尽监护权等一些特殊情况下，应当代行或寻找称职的少儿福利机构代行监护职责，将有工读必要和需要的未成年人尽早转入工读学校。社区也应配合工读学校，加强对工读生的了解和关怀，为他们提供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岗位，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回报社会，提高社会对于工读生的整体评价，扭转“工读生=少管犯”的错误认知。

在学校运行方面，在坚持公立为主的原则下，适当引入社会资本和力量参与办学，更好解决师资问题；与企业深度合作，强化产学结合，给工读生重返社会提供帮助和辅导；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办学，对工读学校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对未成年人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干预，防止管教过度伤害未成年人权益。

法律上的惩罚不是作为复仇的工具，而是作为纠正罪犯过错的工具——纠正比复仇要艰巨，但并不能因其难而选择绕路。从另一个角度看，未成年犯罪者的人生，同样也是一场悲剧。“仁爱只有当其生长于正义岩石的缝隙中，才能开花。”让他们得到公正的惩罚，帮助他们走上人生正途，才能彰显出文明社会的光辉力量。

编辑 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