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先生亲历了抗日战争后期与整个解放战争，他既是士兵中的一员，也是知识份子，因而他的战争与人性的观察是令人信服的，而他在《牵风记》一书中所呈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充实了小说的文化含量，也使得所塑造的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指战员的形象变得立体新颖——他们比起之前的军旅文学作品有了全新的个性与定位，令人们久久难忘人物的形象与故事。

钟子期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在《牵风记》中得到了极其浪漫的体现。主人公汪可逾本要去太行二中求学——所谓无巧不成书，他在路过野战部队的慰问演出现场时，发生了尴尬的场面，临时决定要为这个战功赫赫的“虎团”弹奏古琴。由此，关于古琴的相关文化便书写出来。

《牵风记》 徐怀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古琴在本书所起到的作用是多重的：首先，它的第一重象征意义直接代表了汪可逾的高贵典雅形象，她出身于北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家庭与学校教育，心无城府，热情大方，弹奏出的琴音优雅清澈，人琴合一。其次，古琴见证了男女主角的相识相知相爱乃至最后的相伤别恋。最后，古琴的损毁又象征了汪可逾的香消玉殒。古琴的出场就是汪可逾的出场，男女主人公在演出现场几乎先开了一个古琴学术研讨会，齐竞本身拥有良好的大学文化修养，在日本留学过，他对文学艺术用功甚勤，学养扎实深厚，诸如白居易的《废琴》《高山流水》的创立与改编、古琴分为散音、泛音、按音等等非常专业的内容他都能和专门学琴的汪可逾对答如流，令汪可逾惊奇这位在深山里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居然对国学了解如此精深，二人心里暗暗地都将对方引为知己。只是，齐竞虽然有着诸多优点，却是一个内心有着顽固处女情结的强迫症患者，这一质疑症结的存在直接宣告了后来两位主角的生死离别，琴音也随着战争消失远去。

作为读者的我们，阅读小说的经验可知，作者们对笔下的主人公是各种偏爱的，甚至会用尽各种笔法集万千宠爱于主人公一身，给予他们的才华、情感与多舛的命运等等。在汪可逾身上，徐怀中显然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汪可逾不仅外形相貌清丽、身材曲线丰满，内在又会弹古琴懂创新，这还不算完，作者又将其放置于书法家世家的出身之内——父亲就是京城书法名家，并将其培养得能写一手好字。而其乳名“纸团儿”的寓意当然可以有多重解读，但至少有一项寓意，那就是主人公必定是要跟纸张打交道的，而她打交道的方式就是书法。因为战事紧张，汪可逾的文化教员身份常常处于“失业”状态，首长齐竞便给她安排到了标语组，而这恰好发挥了她的书法才能。也正是由于她写标语的这段经历，军队的战友们才得知她的书法功力已经相当深厚，在北平时便已经登广告给人写字了，并订得有润格：“楹联三尺四元，五尺八元、八尺十二元；手卷册页斗方每尺四元，逾尺加半；团折扇跨行每件四元，夹行加半；寿屏另议，黑面书金另议，先润后墨随封加一。”如此清晰明确的润笔清单颇有专业书家的样子。

写标语实际上也是个技术活，从书中我们看到，标语并不是简简单单往土墙上随意写写了事，它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流程，就拿墙上的写字背景的土为例，就必须选用“烧瓷器的上等陶土，富有黏性，不易脱落，写出字来是橘红色。稍稍添加一点锅烟子进去，便成了第二种颜色——土红。”还有写标语的刷子叫排笔，笔头用碎布条扎成长短适当的笔头，掺入几根细细的竹篾棒棒，保持笔头不打软，写出的字画又很规整，不会毛毛糙糙的了。汪可逾迅速成长为标语组的主力军，单独执行任务后，她立即舍弃了美术字，运用她打小训练的柳体楷书，童子功优势立即显示出来，得到了老乡们的广泛好评。

比起古琴与书法在全书的多处体现，《牵风记》里真正能看做墓志铭或者祭文的作品只有篇末的《银杏碑》。但真正的佳作无需多，一篇足以压卷。《银杏碑》是可以进行多重解读的，他既是多年来齐竞想为汪可逾奉上的悼文，更是一篇心灵忏悔书。而从这篇悼文的内容来看，看做墓志铭又是极为合适的，所以一篇短短的《银杏碑》，里面真的是齐竞积攒多年的心灵絮语的精华萃取，也正是因为写就了这样一篇祭文，他才了无遗憾。

这是一篇饱蘸着深情厚谊的悼文，文中关于汪可逾的生平与对她短暂却精彩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深具哲理。这是非常符合墓志铭或祭文写作的要素的。其感人程度令人瞬间想起李商隐的《锦瑟》、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及纳兰容若的《浪淘沙》，都可看做是怀念亡妻的名作。徐怀中以扎实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以古琴、书法、墓志铭等要素的多重融入，令《牵风记》变得诗意盎然，令读者在浓郁的牧歌声中，感知战争岁月里那段凄美而动人的战地恋歌。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