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表达需科学合理界分

民法典的民族性不仅是一种立法表达，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制度建构。一定程度上，民法典民族性表达就等于坚守中国立场。

作为国民权利的堡垒，生活的百科全书，国家治理的重器，民法典的民族性不仅是一种立法表达，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制度建构。一定程度上，民法典民族性表达就等于坚守中国立场。

民法典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不仅决定了民法典的立法效用，还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这不仅是一种历史选择，更是一种文化选择。比如，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家国割裂，人格平等、男女平权、儿童利益最大化不仅导致父权衰减，身份脱钳，还导致国家深度介入家庭，补位、代位诸多传统家庭功能，家庭日渐小型化、公法化。这种转变有助于推进西方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也有合于历史理性的诠释，但该种经验和路径是否适合中国，是否能全盘移植，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圭臬，颇值深究。相形之下，中国之“家”从未经历西方“家”的裂变，直至今日，“家”仍然是中国文化之“根”，是民法典民族性最重要的制度载体和价值呈现。有鉴于此，民法典既吸纳了西方民法典先进的质素，又回应了百年来“家”的守望情结，在保有个体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前提下，保留了两户制、家长管教权、家庭共有制，从主体、财产、婚姻、继承各领域实现了“家”的有限回归。

在强调民法典民族性的同时，必须对民族性表达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分。当前最需留意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性≠“劣根性”。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民族性”既包含具有正向价值引领力的观念、习俗，比如亲缘团体之间的互助互惠伦理和高尚道义，也包含民族劣根性中的种种不堪。对民法典的民族性解读必须经过价值过滤、制度提纯，不宜良莠不分，照单全收。

第二，民族性≠复古主义。百年前，中西文化剧烈交锋碰撞，在全盘西化的时代迫力挤压下，出现了康梁的应激性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

民族性与现代性，并非“酒”与“瓶”的象征隐喻，而是“体”与“用”的理性抉择。民族性绝不意味着唯我独尊，盲目自信，高度封闭。对于民族性问题，既不能奉若神明，也不能弃若弊屡，而应当坚持不崇古、不泥古、不疑古，以理性精神、科学态度综合考量，斟酌其宜。

第三，民族性≠民粹主义。坚守民法典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并不意味着民族性就等于民粹主义。民法典的民族性表达必须坚守理性精神、制度文明、法治思维三大前提，一方面要防范民法典沦为道德的歇斯底里狂欢，比如滥用善良风俗原则，以道德消减法律，看似民望所归，民意所求，实则背离了民法典的基本价值立场；另一方面更需防范民法典的民族性被冠以“民意”之名沦为资本集团或网络顶流满足私欲、谋求暴利、危害社会的工具和手段！

换言之，一旦民族性脱离了民法典的价值观照和制度涵摄，就可能沦为长戟，或被道德绑架，或反向绑架道德，最终刺破法治文明的天幕。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原标题：《民族性表达需科学合理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