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 [美]安德鲁·B.肯尼迪 著 卢苗苗 译 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 2021年4月版

面对人才的跨境流动和研发活动的全球化，长久在世界政治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将作何反应？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在移民与反移民的浪潮中，美国政府该如何抉择？中国如何为发展本国经济而吸引优秀人才？

留学潮、出国潮、移民潮，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离岸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全球研发，创新霸权背后的大国博弈风起云涌。

如果技术创造力经常聚集在特定国家，那么加强创新的过程就会越来越超越地域的限制。全球最具创新性的一些机构，尤其是美国企业和大学，通过海外投资和建立联盟，热情招聘外国雇员以及大规模招收外国学生，它们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一直在寻求利用这些趋势，以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创新领导者。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人才是创新的核心。

1977年至1983年间，中国有2.6万名官方资助的学生和访问学者走出国门，另外还有7000名自费留学生。这是1950年至1977年间出国留学生人数的两倍，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去了美国。

其实，人才跨境流动的问题在另一个新兴大国印度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互联网热潮开始之后，印度高等教育人群的移民率从1990年的2.6％跃升至2000年的4.2％。移居美国的印度人被称为“IT一代”，因为其中有很多人从事通信技术（ICT）行业。

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大规模的人才外流，那么美国便是最大的流入国。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没有对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数量设定限制，美国招收的外国学生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截止到2015年和2016年，已有100多万国际学生就读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印度已成为这些国际学生最重要的来源。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主导产业的创新轨迹已经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在蒸汽机和铁路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工业革命后期，英国将钢铁、化学品和电力的主导权交给了美国和德国。20世纪中叶，美国在汽车、航空和电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美国在信息和ICT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把创新视为国家繁荣的根本动力。尽管如此，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会造成收益递减的问题，创新提高了这些投入的使用效率，从而成为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来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的领导地位源于个体发明者的天赋。早期工业革命的典型技术——蒸汽机，是由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系列发明者发明的，例如詹姆斯·瓦特，他在电力技术中的成就被比作物理学中的牛顿。

而美国在ICT领域的崛起，则更依赖于包括企业界和学术界在内的“高科技界”（High-Tech Community, HTC）。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晶体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明为激进的新技术和工业领先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人才的跨境流动是创新全球化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和大学从事研发的方式也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全球不同的地方蓬勃发展，公司、大学和独立研究人员之间的跨境合作也越来越多。过去，这项活动主要涉及发达国家。然而在目前，中国在全球研发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56年， IBM在瑞士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研究实验室。英特尔于1974年在以色列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微软亚洲研究院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并已成为微软第二大研究机构。人力资本的流动和研发全球化紧密相连，共同开创了全球创新的新时代。

然而，对于美国来讲，对全球研发进行监管是一个很有挑战的现象。美国政府以各种方式监管全球研发的一个重要方面：外国投资。自21世纪初以来，为了限制海外研发和其他服务业的流动，已经有多方努力来改变与OFDI（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美国法律。美国针对国际税收、贸易和出口管制的政策普遍支持OFDI。这种开放性继而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中扩大了其在国外的研发活动。

每个国家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中国政府为了在创新全球化的浪潮中谋求自己的地位，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积极吸纳优秀人才。而美国政府则在签证问题上摇摆不定，针对签证问题的运动此起彼伏，相关立法乏善可陈。在时代发展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而科技、经济、政治这些不同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

创新是全球化的。无论是技能劳工还是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学生，现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的大规模跨境智力流动尤其显著。

展望未来，全球研发对中国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变数。面向全球创新更有成效的方法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加强合作，以保护跨国网络中的知识产权。相关努力已经在进行中，但仍然任重道远。

（原标题《人才是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