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妻子们的革命成功了吗?
读特记者 邓晓偲
2020-03-08 14:48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在日本,有很多看似光鲜的中产阶级幸福家庭背后,都有一些全身心奉献给家庭的平凡主妇。这些女性正是日本普通人真实生活的缩影,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悲喜剧也是社会新旧生活观念冲突的一个写照。在传统的日本家庭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许多男性只把妻子当作家政和生育工具使用,不懂得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人,而经济高速发展期下高强度的企业工作也大量吞没了他们私生活空间,留给家庭情感交流余地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妻子们被剥夺了社会活动的空间,完全献身给家庭,以便让丈夫们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正是这样的组合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在传统观念中,妻子只需要跟随丈夫的背影,默默支持他们工作,并将他们的成就当成自己价值的达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许多女性一方面对家庭生活中情感交流无法得到满足而绝望,另一方面为无法独立获得社会认可,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品被承认而感到愤懑。许多人不断自问,我的一生到底算什么?如何才能活得像一个人?作者认为,这一问题超越了性别的界限,具有社会普遍意义,也因此这些女性的问题同时也是男性的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

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在《妻子们的思秋期》一书中,斋藤不仅描写了夫妻家庭生活和企业社会问题,还引入了心理咨询师的精神分析,试图从原生家庭的角度分析了几位采访对象婚姻危机的成因,包括婆媳关系、亲子关系等问题的心理根源。随着斋藤对“妻子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他听到了女性的诉求,这诉求里包含着她们逐渐苏醒的独立意识,诉求的内核也不仅仅只与女性自身利益有关,对包括作者在内的男性。也可以说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人应该怎样活着,以及让人活得有尊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日本,妻子们的革命成功了吗?今天为读者推荐的这本《妻子们的思秋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分为两部,前半部记录了6位因有酗酒倾向而被送入戒酒所的家庭主妇,后半部记录了3位通过离婚走出家庭,开始新生活的女性。这些女性的共通点是都受过较好的教育,也有过职业生涯,但结婚后都辞去工作成为专业的家庭主妇。她们的丈夫都是职场精英,也就是泡沫经济时期被称为“企业战士”的工薪群体。她们一方面物质上衣食无忧,拥有他人所羡慕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家庭生活却空洞寂寞、危机四伏,濒临崩溃。其中一部分人通过酗酒麻醉自己,暂时逃避精神的空虚,另一部分人则直面这一危机,以坚定的决断走出自立的一步……

《妻子们的思秋期》

[日]斋藤茂男 著

活字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高璐璐 译

2020年1月

追踪采访:妻子们的革命成功了吗?(选摘)

斋藤茂男/文

1.梦想描写妖怪的生态

“妻子们的思秋期”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春夏时期。当时我在共同通信社做记者,文章以报道形式连载在报纸上。

我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也提到过,最早做社会栏目的记者时,我经常采访日常生活里形形色色的事件,于是渐渐对作为社会主轴的企业,或者说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一事物产生了强烈兴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正是它规定了人类存在的样态,搅动起他们的欲望,也束缚了他们的价值观——简直像妖怪一样来去无影,把人类耍得团团转之后,又将人一口吞掉。我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念头,想透过企业与人之间的关系,捕捉资本主义的真实样态。但当时并不确定这个想法什么时候能实现。

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也达到了顶峰,我走访了钢铁、汽车、电器、石油化工等产业的生产现场,也去过很多农村地区的零件工厂。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我又在银行、保险、贸易、广告等商业领域,追踪采访了白领们的生活状况。顺着这个方向,我从“采访笔记”里整理出一段“飘摇着变形的影子”1,这成了“妻子们的思秋期”诞生的契机,后来这些也成了书的底稿。

如今回过头看,我明白了一些当时不太理解的事情。对企业战士们来说,如果不拼尽全力赌上自己的体力、精神,就会很快被紧追在身后的狂风暴雨刮倒。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打击先后来袭,日本经济成了这一紧急事态下挽回逆势、拯救“国难”的关键,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通过提高效率起死回生的战略战役。

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企业运营,可以发现几乎所有领域都奉行“杜绝无能者”的少数精英主义,各种各样的管理名词层出不穷,比如减负战争等,总之一切目标都是要驱除那些“掉链子的无效者”,逼迫员工不仅要长期加班,还必须不断提高单位时间内的生产效益。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钢铁、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领头羊。关于工厂的生产状况纪实,我收录在了这套《日本世相》第九卷——《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中。采访过程中,我目睹了各个行业为提高效率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多次被夸张的场景震撼。

但当时日本企业在生产第一线的苟延残喘之中,多少还留有一丝人性的空间,后来从重工业转型轻工业,以高科技精密工业为主轴的新型产业结构兴起时,才真正进化到最无情冷酷的模式。所有人被逼到没空喘息,连千分之一毫米的缝隙都不留。在无边无际的电脑系统控制下,日本企业像整体换了血,体质不断增强。

丈夫们全面从家庭退场,被吸入企业这个洞穴,变成了没有感情的生物,如同陷入某种病症,除了洗澡、吃饭、睡觉三个词,什么也不会说。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在本书开头出场的主人公菊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暂且把她不稳定的心理状况放在一边,看看她的丈夫,这个在银行工作的男人,如何被激励着投身做一名企业战士。当时,电子产业是精密产业的核心,最大的市场就在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相关领域。这些公司竞相投资计算机设备,在全国马不停蹄地开分公司,拜其所赐,不仅是财务管理,连人事也全部依靠电脑系统,从顾客到员工的管理效率都因此大大提高。

我试图从这样的背景中,去理解菊江和丈夫荣一的关系,当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协助,包括荣一公司的同事,以及同行业不同公司的银行职员。采访了他们经历的商业战争之后,我有一个深刻感触,也许机器没有让人类轻松,反而加剧了人类的痛苦,因为它完全榨干了人类。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泡沫经济时代终于到来。“妻子们的思秋期”一九八二年开始在报纸上连载,从那时候起,日本的海外净资产金额年年激增,一九八五年一举达到一千两百亿日元,超越了前一年的七百亿日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到一九八七年,代表经济强势的三个指标——海外净资产、贸易顺差和外汇准备金,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一时间,“日本拿下三冠王”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同时,土地价格也一年间连增三倍,手上没有房子、股票、高尔夫会员卡的人可以说无法翻身,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到了令人绝望的境地。大家讨论的储蓄金,都是以“亿”为单位,着实浮夸到令人心虚。而围绕着巨大金额的政界人士受贿丑闻也接连不断出现,权力中心的腐败日趋严重,这一切都加速了崩溃的到来。这个肥肠满肚、面目诡异的金钱大国在看似光鲜的外表下步步走向失控,也让女人们的生存价值沦丧于空虚和绝望之中。我用“思秋期”这个词所命名的现象,可以说正是她们在危机即将爆发的前夜,凭着本能发出的危险预警信号。

2.丧失生存意义的构造

连载在报纸上登出后,引起了剧烈反响,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有相似经历的“妻子们”不仅仅存在于大都市,也遍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她们都寄来了读后感(本书也刊登了一部分),甚至还有读者特意从老家赶来东京见我。“思秋期”情绪在多地同时全面爆发带来的冲击,也让当时的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本书中,在“与X先生的对谈”部分里多次提及“妻子们”的苦闷之声有来自家庭深层的原因。当时,大多数家庭主妇身处相对闭塞的生活状态,借此契机,她们将心底对丈夫的愤恨与不满喷吐而出,似乎也可以说是必然结果。正如X先生指出,“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的性别规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制度才是真正的“震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政策提出之前,从一九五五年起,各个住宅小区里已开始准备大量“蜂巢”式的小户型公寓,供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小家庭专用。原属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不论男女都被安置在这个容器里,按性别分工制度变成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固定家庭模式由此形成,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也由此完成。

女性承担了育儿和家务的重任,每日进行着无穷无尽的重复劳动,这些却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男人们却由此获益,毫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投入工作。分工制度高效运转,这才有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虽然成果令人惊叹,但这背后最大的负面遗产,就是妻子们生存意义的丧失,积压在她们心底的思秋期愤怒情绪,和企业的净资产同步增加,不断膨胀。

本书刊登的几篇读者来稿,表达各有不同,但都诉说了一样的情绪。只是这些女性对男女性别分工的固有意识,以及这背后社会、文化给她们输出的社会性别(Gender)规范意识,诸如“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等,是否真的有所认知,我还无法确定。

思秋期的情绪与社会构造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情绪后来何去何从?“妻子们”是否逃离了魔咒,或者克服了心魔?当时的“妻子们”和现在的“妻子们”,在意识层面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3.崩塌的空洞

有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平时多接手离婚等家庭案例,曾处理过不少中老年夫妻的家庭问题。她说:“我常常遇到毁三观的事情,有时忍不住怀疑,一夫一妻制度是不是已名存实亡?”据她说,夫妻双方出轨,而出轨的对象又另外有情人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还能画出一个关系网络图。这种现象该如何解读呢?

本书在编辑阶段,我曾与四位评论者促膝长谈。

上野千鹤子女士针对《妻子们的思秋期》,先抛出了问题:“我当时就预测,思秋期不过是阶段性现象,不会延续太长,这话今天看来没错。虽说女人们的周边环境没有得到太大改善,但在思秋期之后,出现了很多游戏人生的女性,她们不像现在五十多岁那辈日本人那样,对享乐有负罪感,现在的女人会玩,也懂得如何放松自己。”此番评论与采访协助者们的现场描述有着神奇的吻合感。

上野千鹤子:虽说日本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但还不能和发达工业国家比肩,而且婚姻的稳定性也很高。晚婚晚育现象在不断加剧,不过非婚生子女并没有增加。我们手头没有能准确捕捉到家庭变化的数据,但从宏观统计来看,没有剧烈变化的社会其实就是“陈旧的社会”,在这个阴影下面,离婚和出轨等现象步步加剧了社会制度的空洞化……

汐见稔幸:其实,(年轻女性)并没有朝着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向去解决问题。就像不管晚上在东京娱乐场跳得多欢乐,第二天照常去公司上班,不放纵一下就没精神一样,其实不过是在拼命寻找获得能量的方法而已。但我不认为这能持久。

的确,各项指标呈现出来的社会现状很“陈旧”。比如非婚生子女,一九九二年发表的《国民生活白皮书》的副标题是“少子化社会到来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其中在与国外做对比的部分,就显示出在日本结婚生育的社会压力。

比如,“即便结了婚也不一定非得要孩子”这个问题,赞成的人在美国有85.9%,法国有77.5%,德国有70.8%,而日本只有22.2%,差距悬殊。在日本社会,大家普遍认为婚后生孩子是“理所当然”。

在是否认可未婚妈妈的态度上也有类似倾向,持认可态度的人,法国有60.8%,美国有31.1%,而日本仅有10.9%。这种想法造成的影响也会呈现在其他数据上,比如非婚生子女在新生儿中的比例,法国有28.2%,美国有25.7%,瑞典甚至达到了51.8%,而日本仅仅只有1%。

通过这些数字足以窥见未婚同居以及非婚生子女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而合法妻子则受到各种法律的保护,坐拥“正妻的权利”,税、社保等制度都非常健全。在这些制度的庇护之下,大家为了自保,都附和同样的价值观,因为从众最安全。这种被引导的生存哲学与社会不无关系,可以说外部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在强化这一点。

4.尽管婚姻观发生了变化

不论是以前的采访协助者,还是女性问题研究者,她们给出的意见有一个相通点,就是“女性的生存方式变得多样化,对彼此间的选择也有了更高的包容度”。

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大家从“女人的幸福是结婚生子”这一传统的固有观念,开始转变成认为“结婚很好,不结婚也无妨”。有一份与人口相关的意识调查显示,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女性,20~24岁之间的有2.5%,25~29岁之间的有3.5%,比例相对较低,也许是这个年龄段还对婚姻抱有强烈的意愿。但到了30~34岁的阶段,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达到了7.2%,越往上比例越高。35~39岁之间,达到了24.1%,40~44岁之间有33.9%,45~49岁之间的超过了半数,有57.9%,竟然有近六成女性都对婚姻持否定态度。

许多女性并不是强烈主张终身未婚,只是晚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无论哪个年龄段,大家都表示“有好男人出现,才考虑结婚……”

根据日本总理府发表的《针对女性生活与工作的意识调查》,《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后,女性的职场参与度趁势而上,这也是助推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的原因之一。

针对“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受访者做出如下回答(含多选):

“职业女性多了,女性的经济实力提高了。”——73.2%

“单身生活更自由。”——40.4%

“外界对不结婚的指指点点变少了。”——32.8%

“想继续工作的话,保持单身比较方便。”——32.8%

“婚后做家务、抚养孩子的负担和拘束太大了。”——25.5%

婚姻观的变化,职业女性的增多,以及对女性的“职场友好度”提升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自然也对“生孩子”的选择造成很大影响。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调查(1992年),一位女性一生所生孩子的数量(含特殊出生率)是1.5,东京都是1.14,大阪是1.37,大城市的这一数字较低,值得关注。在高学历的都市人群中,以职业女性居多,接触观念变化的信息也多,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的数据指标基本上也代表了时代趋势。

十年前大多数“妻子”在苦恼于思秋期的时候,尚且看不到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应该说是变“自由”了。然而,实际状况又如何呢?

F医生是精神科医师,负责治疗女性的酒精依赖症,现在,她也每天接触深陷依赖症的病人。

“(病人们的)数量和那个时候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这话该怎么理解?F医生引用了一个病例,向我们解说了女人们的精神状况,其实思秋期情绪无非换了个形式,女性依然被女人的身份束缚着,她们进入了“新的思秋期”。大意如下。

5.现代思秋期的构图

F医生说,《妻子们的思秋期》里描述的酒精依赖症,是因为那一代女性一面在内心想要独立,活出自己,但另一面,这种理想的身份认同得不到实现,被母亲、妻子的角色所束缚,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人表现为酒精依赖症,有人虽然没有沉迷酒精,但试图通过与孩子的亲密接触得到心灵治愈。如果是儿子的话,就很容易成为“冬彦”,甚至有可能引起家庭暴力和拒绝上学。女儿的话,则容易形成过度亲密的母女组合。

“时光流逝,过去那么久了,如今看来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女性看似活得独立,正能量满满,绝不会依赖什么,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忍受着丈夫的暴力,被折磨,又无法丢下家人不照顾,扮演着‘用情至深的女性’角色,这种人不在少数。她们将生存意义寄托在被对方需要,比如明明已经受到非人的暴力,向家庭裁判所提出离婚调停,但还是难舍难分,最后回心转意。现代思秋期的特征已经出现在她们的女儿一代,在当下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心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成瘾现象’。”

成瘾——对应的英文单词是“addiction”,这是日常生活里不太常用的一个表达,但描述女性问题时却很常见。根据专家下的定义,这个词原本表示着迷、恶习、药物依赖等意思,但也能用于描述“深陷某个习惯,把达成这个习惯作为生存目的”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很多表现,大麻和酒精成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形式,“食物成瘾”通常表现为暴饮暴食、失去对进食的控制,还有一边偷东西或读书、一边吃饭,也是一种成瘾症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1的夫人伊梅尔达2逃亡后,宫廷里留下了她的大量衣服、鞋、墨镜等物件,极度奢侈的生活引起轩然大波,这属于“购物成瘾”。而“爱情成瘾”则是人际关系层面的成瘾症,比如必须和别人保持爱情关系,才不会觉得不安。

F医生有一位患者,二十六岁的G女士。她曾在某个组织举办的选美大赛中拿过冠军,之后就以减肥为名拒绝吃饭。后来,她和很多厌食症患者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猛吃一顿,吃完又吐,变成了过度进食呕吐症,直到现在症状也没有消除。有一天,她母亲陪她一起来了医院。

“我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打扮得很完美,洗澡要花一小时,然后化妆、换衣服,差不多需要四个小时。就连去医院也要穿得很精致……”

曾是选美冠军的她,后来结了婚。婚后生活说起来也很怪异,她和丈夫的新房盖在了公婆住的豪宅一角,但真正住在那儿的只有她丈夫一个人,她自己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父母家,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回丈夫身边。

“问她为什么……她说,在丈夫那里不自在,总感觉不是自己的地方,很孤独,必须和妈妈在一起……母女俩也一起商量着隐瞒厌食症,死都不说,所以结婚一年多了,丈夫还对此一无所知。”

6.“女人应该怎样”的桎梏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呢?医生说,除了当上选美冠军带来的压力,想要变得更苗条更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女孩子在升入中学之前,会被父母和周围的人不断灌输学习能力越强越好的观念,因为只有入学考试才没有男女的性别之差。但是到了中学高年级,又会被灌输不太一样的说法,什么只会学习的女孩子不受男生欢迎,大家喜欢有女性魅力的女生,这和之前灌输的能力越强越好的说法矛盾。而那个时候,母亲是什么样的女性,会对女儿能否跨越这一关有着很大影响。”

G女士的母亲以前是高中老师,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就辞职了,在家里帮着丈夫打理事业,之后展现出她高超的经营管理能力,成了背后的“社长”。

“她丈夫有酒精依赖症,她一边悉心照顾丈夫,一边为女儿操心,一直鼓励女儿‘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也四处奔波找了不少关系。女儿也像注定好似的,考上了好高中、好大学,只是在生活上完全依赖母亲,没有自理能力。虽然能力比不上母亲,但她心里其实并不希望成为母亲那样的固执、能量无限的女性——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母亲并不幸福,我不要成为她那样的女人。如果女孩子不认同母亲,就会在身份认同的形成上产生阻力。这位母亲的情况也是,一方面有独立的想法,认为‘女人必须要有事业,能独立生存’,但另一方面,虽然对丈夫已经绝望,但心里还是想‘女人就该有女人样子,还是被丈夫捧在手心里最幸福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不断传递出去,也在女儿心里产生了混乱。这位母亲是很典型的例子,把身份认同危机遗传给了下一代。”

曾经在《妻子们的思秋期》里出现的多位女性,用酒精依赖症的形式,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各种纠结,而现在的妻子们换了个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纠结传递给了下一代,女儿或儿子——医生从医疗第一线的经验中解读出了妻子们这样的内心写照。

“在思秋期浮出水面之前,作为工作狂人的企业战士和满足于照顾丈夫的妻子这样的组合支撑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模式开始崩溃,女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元气满满地想要活出自己,但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些散发着正能量的女性,她们内心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

进一步窥探她们的内心会发现,这些女性还是想通过相夫教子依附于对方,始终没有摆脱想要“活得像个女人”的脚镣。

“社会性别”(Gender)这个词,不是说生物上的雌雄区别,而是指社会、文化层面形成的性别意识,规范我们“女人应该怎样”、“男人应该怎样”。F医生说的“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就是用社会性别这个标准来衡量,虽然这个概念在日本还没有那么普及。女人们深陷自身内外的矛盾与纠葛,所以思秋期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甚至隐藏得更深了。

7.因暴力而动摇的家

在这个案例中,父亲有酒精依赖症,有时候甚至会家暴,母亲想离开却没能离开。一边抵抗,一边又通过照顾对方获得对方对自己的依赖,这样的妻子很多,她们想和家暴丈夫分手,却总做不到。用暴力来交流也是人际关系成瘾的一种表现。

一九九二年,“DV(Domestic Violence,家庭暴力)调查研究会”有一项针对女性的调查,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少问题。参与问卷调查的女性平均年龄是43.5岁,刚好是那一代曾经历思秋期的女性。学历在短期大学以上的有61.8%,职业女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员工)有69.7%,她们中或多或少遭受过家暴的竟然有78%,施暴者有公司白领、医生、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这和收入、学历以及社会地位并无直接关联。

在家暴的具体内容一栏,有人写着“突然把我从楼梯上推下来”、“把我的头按到水里,差点让我窒息”、“把我的脸按到热水炉旁边”,等等,所用的武器不仅仅是拳头,还会用球拍、木刀、皮带、衣撑子,还有打、踢、扯头发、用烟头烫等各种残忍方式。甚至有一位女性勾选家暴具体形式时,十个里选了八个,还补充了一条:“零下五度的寒冬,让我赤裸裸站在院子里,从头泼了一盆冷水下来,我彻底心寒了。”而因为家暴受伤、骨折的人有66.8%。

一直以来隐藏在“家庭”、“夫妻”黑匣子里的事实,终于通过女性之手大白于世。这十年来大家呼吁人权救济,也足以说明女性力量的改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数据看出,还有很多女性忍受着家暴,和施暴的丈夫捆绑成“依赖共生关系”,想离开却无法放手,被深深囚禁。难以看懂的夫妻关系,也正说明了性别意识有多么顽固。当然,当下社会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横加暴力、压制女性的恶态百出却还对此毫无感觉的男性依然存在。

8.远去的女人们

如此看来,当我在想如何写这十多年的总结时,不得不坦白承认,“妻子们的革命”,并没有取得彻底成功。

年轻妈妈们开始追求新的成瘾物,热衷于早期英才教育,试图在孩子身上施加附带价值,每天在家研究各类育儿书,甚至被称为“育儿迷”,把抚养孩子当作是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深陷焦虑,甚至还对年幼的孩子大打出手——这样的情景令我感慨万千。

自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以来,男人们创造出一套资本竞争原理,即通过能力高下来给人排序,这一优胜劣汰的组织架构已深深根植于社会。女性也被这套原理紧紧束缚,努力想把孩子培养成传统男权社会里的优胜者,并为此不懈努力。每当看到这一架构被持续再生产的现状,我都忍不住感慨万千。

然而,很多女性还是在这十年间成长了很多。现代化的社会构造有个大前提,就是性别分工制度,这个构造本身起着维系性别差异的作用。但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所有领域都出现了试图改变这个基本构造的风潮,女人们的质疑不仅跟上了时代步伐,也开始撼动男人们的思维。

那一代曾处于思秋期的女人们,体会了“进入社会的滋味”,也感受到了在人际关系中让自己成长的快乐。越来越多的女性解放了自己,并通过自身的改变,从男权社会里得到解放,用各种方式燃烧自己的热情。

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

有一位在计算机行业工作的女性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制定的时候,女人们就批评说‘这种法律不是漏洞百出吗?’毕竟经历了泡沫经济之后,行业不景气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当时我公司里的派遣女员工全部被裁了,本科毕业的女性也难自保,最后‘连烤串店的职位都被哄抢一通’。听起来是自嘲,但很是心酸呀。”

岸本重陈教授认为,日本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当下还有财政盈余,但未来几年极有可能发生逆转,不单单是陷入增长停滞,甚至会出现比美国更为严重的情况。

“以前,只要遵循日本管理模式的原则,就能获得相应的幸福,但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一套可能行不通了。”听起来有些可怕,到时候的女性要如何生存呢?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天真了。

要承受住残酷的生存条件,在不安的世界存活,就要面对比现在更巨大的身心压力。虽然已经出现了女性的过劳死案件,但大家都把这个现象归结于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问题,并没有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连政府和工会也没有积极面对这个课题。过劳死、神经衰弱、离婚、家庭矛盾,全被当成是个人的责任,甚至连缩短工作时间这一举措都被弱化,只说是为了避免国际经济摩擦。

正如岸本教授预言,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日本寒冬时代即将到来。尽管“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政党和工会都习惯性对此不关心也毫无感觉,也不可能期待其成为“为吃亏者代言”的政治势力。在理念模糊的背景下,联合政权的执政基础反反复复出现变动,缺少能够为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女性要如何改变社会,将是今后最为重要的课题。

被思秋期困扰的女人们的身影,渐渐从我的视线里走远,最终,消失不见……

(晶报供稿)

编辑 杨飘

(作者:读特记者 邓晓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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