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阅读|劫后余生,我们该怎么过

读特特约作者 余梓宏
2020-02-24 17:00
摘要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无论结局如何,最后都将把我们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受害者,以及幸存者。受害者是自身或家属的生命直接遭受病毒的侵害,而幸存者虽幸免于生离死别,但也在生活及工作上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见证了一切如何发生和蔓延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无论结局如何,最后都将把我们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受害者,以及幸存者。受害者是自身或家属的生命直接遭受病毒的侵害,而幸存者虽幸免于生离死别,但也在生活及工作上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见证了一切如何发生和蔓延的。

无论归属于哪个群体,我们都将要用行动回答一系列问题:当疫情最终消逝后,我们该如何弥补伤痕,重建我们的生活?活在未来之中,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追忆所曾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如何叙述这一场灾难带给我们的启示?其实,不难想象,会有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标准答案。但真正的答案,也许需要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作答,因为对于受害者和被触动的幸存者而言,创伤不会那么快就愈合,他们将会承受一段难熬的时光。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看法,是因为《巨浪下的小学》这本书。《巨浪下的小学》是中译名,原版名为《GHosts of the tsunami》,如果能直译为《海啸幽灵》,似乎更加准确。这本非虚构作品在日本“311地震”的6年后完成,题材聚焦于地震中一所小学的悲惨遭遇——74名小学生在地震带来的次生海啸中不幸身亡。除了直接描述惊天骇浪的海啸灾难时刻外,这本书更多把视角放置于海啸之后,那些受害者家庭如何煎熬地承受失去至亲挚爱的痛苦,以及那肉眼看不见的创伤后遗症——彷佛幽灵般缠绕在当地人的心中。

劫后余生,我们该怎么过?也许一场相似的灾难会给予我们启发。

《巨浪下的小学》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著

尹楠 译

文汇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

2019年10月

全军覆没的小学

2011年3月11日,海啸突然降临在日本东北部的大川小学。这是一所离海滩至少有4公里远的学校。在当天,日本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9.0级地震,夺走了1.8万人的性命。在这组数据之下,还有一个令人揪心的数字——全日本仅有75名学龄儿童遇难,而大川小学当时78名学生在校,74名遇难,几乎全军覆没。

作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作为《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亲历了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地震,每天报道着日本当地的救援行动,他说,作为在灾区工作过的职业记者,很快就会习得从事件抽离出来的本领,“不要把每个人的悲剧当成自己的悲剧。”但直到有一天,他去到一个叫大川的社区,知道了当地发生的意外悲剧,他才学会了“如何去想象灾难”。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东北乡村,河两岸有大片平地,边缘陡然抬升,引入林木茂盛的山丘,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气息。而由于大川离海滩有一段距离,并且有山丘阻挡,当地人从来不觉得自己生活在海边,也从不认为海啸会降临在此地。

大川小学的学生在地震发生时,并没有伤亡。孩子们井然有序地走出教室,在空地上等候着老师的指引和安排。帕里说,“倘若地震发生,全世界最安全的去处是日本,最不可能遇难的地方是日本的学校。”——这也引发了此后关于大川小学的悲剧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讨论。因为出于对学校的信任以及工作地点缘故,只有少数父母马上赶到学校接自己的孩子,从而成为幸存者,大部分孩子即将葬身大海。

从地震到海啸的到来,中间有51分钟,喇叭一直播放着“超级海啸”的警报,只要孩子们往学校边上的山丘跑,他们即可逃过一劫。一位孩子向老师提议,赶紧跑到山丘上,却被老师制止了。因为副校长和老师们固执地根据《教育手册》,坚持认为当海啸发生时,“一级疏散地点:学校操场;海啸发生时的二级疏散地点:学校或公园附近的空地等。”但其实在这个乡村附近,并没有公园之类的空地存在。学校此前也没有过任何关于海啸的演练。甚至连当地的村民也根据疏散的指引来到大川小学避难。直到海啸遮天蔽日地袭来,成年人也没有为孩子们选择山上的路。

“只有两种力量可以制造比海啸更严重的破坏:小行星撞击或核爆炸。那天早上,长达400英里的海岸所呈现的景象,让人想起1945年的广岛和长崎,只不过水代替了火,淤泥代替了灰烬,鱼和淤泥的腥臭代替了烧焦的木头和滚滚浓烟。“——海啸袭击过的地方,一切生活的景象都消失了,连同宝贵的生命、童年的欢声。

心灵创伤

比起海啸的灾难,更大灾难在受害者和幸存者心中。

金田是日本一座寺庙的主持,他在海啸发生后不到两周,就为200多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超度亡灵。在这个过程中,他听说许多灵异的故事。一位去过海啸袭击现场的卡车司机,突然间发疯,说看到裹了一层泥的人在他家的屋子内走动。许多幸存者会描述巨浪袭来时的恐怖景象,坦言失去亲人痛苦和对未来的恐惧,还会谈论自己曾“看到”逝去的亲人。

这是灾难常见的后遗症:“死了那么多人,而且那么突然。无论是在家里,在办公的地方,还是在学校——海啸突如其来,他们就这么消失了。死者毫无准备,活着的人也没机会说再见。失去亲人的人和死去的人——他们有着强烈的依恋。死者眷恋生者,生者怀恋死者,自然会出现鬼魂。”

在海啸过后,一位叫直美的母亲开着了挖掘机进入了学校,因为女儿小晴的遗体不知道被海啸卷到了哪个地方去,她想要找到小晴。直美本是一名英语老师,但为了学会操作挖掘机,她花了一周时间培训,获得了执照。在海啸过去的153天,她才最终找到并火化了女儿遗体,然而,她还坚持开着挖掘机进学校,继续挖掘另外四个失踪孩子的遗体,她说:“我心里有个地方空了,永远都不会被填满了。“

《巨浪下的小学》最动人的部分之一,是对受害者心态的描写,没有居高临下的抚慰,也没有假装共情的理解——幸存者和受害者,所经历的悲伤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灾难粗暴地将人划分为受害者与幸存者,而因为孩子的生死有别,大川小学的家长们的关系变得支离破碎。一些失去孩子的人几乎无法与那些孩子还活着的人说话。帕里观察到,人们有时候确实可以因为灾难而团结在一起,但灾难的天平绝不会不偏不倚,我们也许会看到无数个非同寻常的人,他们无私奉献,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灾难也会带来割裂和矛盾,这是我们经常回避的一个事实。

直美坐在挖掘机里,翻遍了每一寸泥土;而大川小学另一位家长佐代美则联合家长们向当地政府写了一封又一封请愿信,要求系统调查学校事故的真相。虽然她们都是在“挖掘真实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统中的淤泥”,她们却彼此有着一种弥漫的敌意——在海啸几周后,佐代美很快找到了孩子的遗体,所以可以考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直美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到她,找到她”,她需要官僚系统的协助,而不是得罪他们。尽管同样是受害者,但她们的悲伤和愤怒都不尽相同,那是无法结案陈词的东西。

帕里在书中也提及一个与我们当下非常相似的词,那就是加油。这是一个鼓励人们克服苦难和挑战的劝勉之词:最直接的翻译是不屈不饶,坚持不懈或竭尽所能。然而这一个号召团结的词语,却往往来自本人未受海啸影响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作为一种表达同情的方式,它显得有些奇怪......让失去亲人的人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坚持到底,真的是一种安慰吗?加油这个词背后的意思是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而这将削弱了对那些蒙受苦难的人所表达的同情?”

比起喋喋不休的说教与胜利的赞歌,受害者家庭更需要真相和记录。书中引述了金田主持所讲的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失去了孩子,想要佛陀创造奇迹,让孩子起死回生,佛陀让这位母亲去做一件事:出去找一个房子,房子里要从没有死过亲人。这位母亲走过一个个村庄,寻遍了一个个房子,问每个人是否失去过挚爱亲人。她在停留的每个地方都听到了伤心的故事。每个故事的细节各有不同,但都是相同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这位母亲悲伤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悲伤并没有减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起了变化,原本令人窒息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变得晶莹剔透起来,透过它,她不再将死亡看成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看作让生成为可能的条件。她埋葬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回去感谢了佛陀。

这是真相的意义。

何人负责?

需要有人负责。

问题是谁该负责?大川小学和当地政府,每隔几个月就会召开一次家长说明会,但一提起事故原因,他们就只剩下道歉和搪塞,否认有任何失职。在这场海啸中唯一幸存,见证了最后一刻的教师远藤,除了留下一个他在水中奋力挣扎的故事,就以精神创伤为由,拒绝再出现。“孩子觉得冷吗?他们想回家吗?最后一个跟她说话的是谁?逃跑时谁跟她一起......”佐代美曾试图探究这些细节,然而却再也得不到一个答案。

书中写道,“(校长和地方政府)他们乐于表达悲伤和哀悼之情,也愿意贬低自己的价值。可一旦要承认个人的疏忽或系统性的制度失败,就没人迈出这一步。”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作为个人,他们不辞辛劳,勇于自我牺牲,但他们的忠诚似乎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在他们心里,这些似乎远比公共责任或个人尊严更崇高。

海啸发生23个月后,当地才成立事故调查委员会。然后又历时一年时间,写出了2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由于《教育手册》的不明确,操场上的疏散行动出现纰漏才造成人员巨大伤亡,而最终原因则是,没有人预想过大川小学会遭遇海啸。所以,没有人需要为这起事故负责。

根深蒂固的压抑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这理想村庄,冲突是不和谐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因此,书中大部分受害者是隐忍的,他们默默承受着一切,悲伤和愤怒都被看作“不体面”的。批评甚至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千叶因在当晚救助过远藤,戳穿了远藤老师所讲述故事的漏洞,”他当时衣物干燥完好,根本不像是在水里挣扎过”。但千叶却因此感受到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反对和责备自己。“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你说得太多,或做了任何有争议的事情,当局就不会关照你。”帕里观察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喜欢打官司,他们认为打官司是非常富有攻击性,甚至是非常暴力的做法。他们也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没有其他选择、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法律。”

也是直至申诉期的最后一刻,失去孩子的50多个家庭中的23个才克服焦虑和压力,站出来将大川小学所在的石卷市和宫城县控告至法庭。他们指责老师们,原本可以撤往通往后山,为何不行动?他们指责当时不在场的校长,如果没有预见海啸,为什么要任职期间修改《教育手册》,增加海啸二级疏散点?校长的回复是:“我从一次校长会议回来,有人告诉我们要把这一项加上去,所以我就加上了。但我根本没想到海啸会袭击这所学校,我只是想,如果我们把这个词放进去,就可以了。”这也是令家长们最心寒的,孩子在海啸中受到的唯一的保护,竟是这一条自欺欺人的新增条款。粗心在日语一词里的含义更偏向于“怠慢”,对生命的不尊重,就是一种怠慢。

这场官司无关胜负,它的意义在于,搞清楚在这些孩子生命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最后,生命的代价是,原告方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获得了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0万元的赔偿。

看不见的怪物

“孩子们被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佐代美说,“它是只注重表面的日本人所独有的,藏在那绝不会说对不起的人的骄傲中。”

有人也曾愤怒:“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就没法指望他们改变想法和行为。这也是我们要追寻悲剧为何发生的真正原因。”

帕里说:“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个问题”。他指出,日本为民众编织了一张舒适、温暖、令人麻痹的顺从之网,被束缚与被保护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无法奋力,顺从是如此有效地在头脑内化成主观意识。当顺从成为自然,我们就失去了改变的活力。

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观察者,在书的末尾,帕里再也忍不住,跳出来指责日本人坚忍的集体主义:“我受够了日本人接受现实的态度,厌倦了他们没完没了的坚忍......他们需要愤怒、严厉、坚决,能够无畏地挺身而出,勇敢斗争......”

《巨浪下的小学》还原了一场悲剧。而悲剧的主角,不只是受害者,也是每一个幸存者。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探讨真相,不允许追问责任,甚至不允许个人情感的存在,那这样一个社会,也等同于一场海啸,它将死者和生者都拖入深渊,给每一个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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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

(作者:读特特约作者 余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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