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   黄泽敏

在网络平台上，谣言具备了以往所不具备的传播力与爆破力。必须指出的是，有时谣言未必是虚假的信息，而是“寻找确定性的一种努力”。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人曾经提出谣言传播的公式：“谣言传播机会=事件的模糊性×重要性。”也就是说，在重要性处于定值之时，事件越模糊，谣言的传播概率越大。

一般而言，大部分谣言很快随着真相大白而烟消云散。但是在种种谣言之中，有一类可作为抗争性话语的谣言，它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种内容将抗争性话语与谣言进行结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模式。学者胡泳曾经提到，谣言可表现为一种“网络抗议”的手段，对于权力垄断真相做出的反击。这种谣言并不会“止于智者”，它存在于一种灰色地带，类似一种阴谋论，难以被证实，又难以证伪，它来源于特定人群对社会的某种不满，并从中获得传播的生命力。

有学者发现，抗争性谣言与一些社会运动有紧密关联。比如在乌坎事件中，这种抗争性谣言就成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当地一些民众听信了谣言，产生了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开展了盲目的激进行动。网络谣言始于具有不确定性的信息源。好奇、从众、逐利等复杂心理决策直接影响公众的行为，构成了谣言的生成和传播。

网络舆情的传播往往伴随着虚假的报道或混淆事情的社会言论，对社会焦点和热点问题的看法和不满情绪容易感染群体，引起事件的扩散和升级，形成具有破坏色彩的对抗活动，进一步激发网络谣言的形成。舆论的煽动性引起受众的消极情绪导致网络谣言内容产生异变，网络谣言传播的匿名性加剧了网络谣言内容的异变程度。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谣言的传受主体频繁互换，在网络的高效和广泛传播作用下，信息的失真度颇高。公众通过对社交媒体提供的“碎片化事实”进行不完全归纳，从而产生某种情感，并对谣言进行扩散。在这种情绪的带领下，网民通常会凭借网络信息和既有认知对事件主体展开强烈抨击及“合理想象”，最终产生自己也无法分辨的“事实”。

由舆情危机引发的网络抗争中往往存在一种“话语结构”，它有助于将民众从看到新闻时的震惊状态转为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愤怒和不满。扮演这种角色的很可能就是捕风捉影的网络谣言。由于网络谣言是一种充满不确定的信息，若没有权威机构或是政府对事件的介入，网民通常无法快速辨别事件真伪，而是通过自身的看法、判断甚至是自认为“合理的想象”来选择是否接受、传播信息或是对信息内容进行增减、改变。因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是一种集体交互的过程，受众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网络谣言。在面对抗议性谣言的传播，网民通常会产生明显的立场选择和偏听偏信行为。在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下，不确定性信息带来的偏激性表达和行为可能继续得到强化，受众的想法将变得更加极端，网络谣言的传播演化为一种抗议性信息的异变。

因此，在谣言研究与治理中，“抗争性谣言”是一种特殊而危险的存在。它在社会运动与舆情危机中扮演功能性的角色。引导这种谣言前进的，不是对事实的追问，而是情感的宣泄。在“后真相时代”，这类型的谣言尤其值得关注。

（作者马立明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泽敏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编辑 严偲偲  审读 李诚  审核 詹婉容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