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仍是小说写作义务之所在 王安忆谈“今日中国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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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著名作家王安忆受邀参加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深圳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委会会议暨国际比较文学高峰论坛”,并与深圳作家南翔围绕主题“今日中国的小说家”展开对谈。在南翔的主持下,引出王安忆对于中国小说现状、中文系教育与作家培养,以及中国作家现状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叙事是小说的特点、义务和任务

活动中,王安忆笑称:“我的这辈子恐怕就是写小说,因为我干不了其他,大概小说这件事情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够我忙活的了。”

谈及当代小说,王安忆表达了自己对于类型小说的喜爱,“就我个人来讲,推理小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类型小说,它在叙事上值得尊敬的一点,就是有发展的动力。(比如)一个谋杀案的发生,就自然地形成一种巨大的叙事压力,因为人们需要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王安忆称,“类型小说在叙述上确实有格式、有技巧”,但这并不妨碍自己对它的喜爱和存在的意义。“类型小说和严肃小说各司其职,类型小说有自己的功能,严肃小说也有自己的任务”。

在她看来,小说家需要做的根本还是在于叙事,因为“叙事是小说的特点,也是义务和任务”。严肃小说,则常常囿于思想性而主动化解了这种叙事压力,形成一种“空悬念”:“最后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例如使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设置来化解悬念,来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升华”。相比于此,类型小说的叙事则显得拥有自己明确的“纪律和规则”。

思想性不应成为小说化解叙事压力的借口

在王安忆看来,今天的严肃小说正在走进一条窄胡同中去,卸掉了叙事的责任,将重点转向思想性。“现在的严肃小说越来越要求作者提供好的思想,但并不容易。小说的任务是要为思想补充养料,或者是让一些感性的、还未成为‘思想’的东西,形成‘存在’。小说家和思想家的任务还是不一样的”。她认为,当代小说家应当在不断开拓形式、深化表达思想、精神价值的同时,不能忽视叙事层面的伦理。

“我觉得这和知识分子化有关系,和太多的小说理论产生也有关系,对小说寄予太多的任务也有关系。”王安忆直言,“严肃小说非常不好写,写得好的也非常少”。她指出,“虚构的东西是最难写的,它需要的条件太多太多,需要太多的才能,需要你的生活,需要你的认识,需要你的耐心,需要你的巧思,还需要你的感情。但是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虚构小说已经是最少的部分,好看的更少,好看而有价值的几乎是走了,一年里面能够找到一两本看上去非常有错落的、满足的小说几乎是找不着了”。

“回看我们所有的文学题材,那是一两百年的积累,所以你很难期待和你同时代的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小说。从某个点上来讲,我觉得中国当代小说真了不起。”王安忆回顾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00年的约二十年间,中国产生了不少了不起的当代小说,“中国文学有个非常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足够我们去向往了”。

鼓励青年学生:好的作家往往是好奇之人

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对于中文系教育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王安忆同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文系不负责培养作家”。但同时她也肯定,专业教育所带来的非常局部的、理性的思考对于写作实则很有帮助。“以前我一天最多能写一万多字,现在我有效率的写成1000字,就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现在将时间都花在了行文上,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对于介词的使用,因为介词会让行文变得啰嗦”。

当晚,有青年学生向王安忆提出了自己的写作困惑,她表示,希望年轻人在关注自己内心的同时,还要多关注外部世界,保有旺盛的好奇心,这是作家应具备的一种“天赋”。 “我有时和我的学生说,人的内心就像一个‘器’,如果你的器很大的话,哪怕你是写自己,也是大器;你的器很小,哪怕你是写全世界,还是很小器。事情也许和你无关,事情也许和你有关,但是可以关心一下,可以有兴趣一下。我觉得一个作家往往是好奇的人,也许不一定要积极行动,但好奇心肯定是有的。”

活动中,相南翔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故事,如一部以惠州江边一户疍民为原型写就的小说——《老桂家的鱼》时的来龙去脉。还介绍了自己作品中所关注的历史、非遗传承、生态或环保等主题。南翔表示,好的小说一定不仅仅是书写社会现实和生存状态,还要从具象向抽象过渡。

编辑 刘桂瑶


(作者:读特记者 张锐/文 胡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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