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子钱、账局、票号的演变，折射出中国银行业发展曲折、艰辛的历史，是山西商人灵活变通、顺势而为、不断探索完善的结果。

“中秋佳节月通宵，债主盈门不肯饶。老幼停杯声寂寂，团圆酒饮在明朝。”这首收录在《都门纪略》里的打油诗，形象地说出了拿印子钱的人的辛酸和无奈。但平心而论，旧时候印子钱也有救急的功效，对流落在京城及城市流民的帮助作用不可低估。而创办“印子钱”的始作俑者正是山西商人。

所谓“印子钱”，是适应游民糊口和穿衣两种需要的新行业、新业务，对于流离失所的人或做肩挑小贩一般是朝放夕收，借期一天，借钱一吊（即1000文铜钱）。对于置买衣服换季的，借期视需要而定，分一个月、两个月，最多不超过100天。借钱后，逐日归还本利，还一次盖一个印章，因而得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全国出现了大量的流民和游民。清初，京城“无业游民不下数万”，天津“游民约有二万余多”。这些无业游民，都有赖于印子钱为其融通生活所需银两，这对维持游民生计和社会安定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山西商人自“印子钱”后又陆续创办账局，为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做了准备。明中叶之后，中国工商业已经到了非借入资本才能适应经营的时候，聪明的山西商人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新的盈利之途，很快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在京城和张家口地区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向工商业放账的生意，当时叫“账局”。如“祥发永”账局，就是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白银四万两创办的。

旧时的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部靠专门的镖局负责运送，不仅费时费事，而且开销很大。尽管唐代、宋代曾有过“飞钱”“飞票”，但没有被广泛应用。统计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国内的商品值仅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叶、食盐7种即达3.80000亿两；国际贸易进出口货值，广州的海上贸易嘉庆十七年（1812年）达2700万两，比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1085万两增加1.5倍；恰克图陆路对俄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为464万卢布，道光四年（1824年）曾为1064万卢布，增加了1.29倍。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是巨大的，转运起来极其困难。山西商人雷履泰等人别具匠心，适时创办“日升昌票号”，其产生于1823年，距今近二百年，被誉为“现代银行的始祖”。日升昌甫一成立，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作为全球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银本位制国家，自古以来，银两的长途搬运都是一个难题。武装护送银两的镖局成为一大产业。票号的出现，让货币流通现状为之一改。票号在最鼎盛时期，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地区共设有票号670多家。当时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个地方就成了中国的“华尔街”。这三处共有票号30家，共拥有资本1.5亿两白银。在1906年，当时的户部（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其三分之一的银两都放进了山西票号。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说：“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

日升昌票号的创办，在东方古国把汇票由普通商业兼营引向银行业的专营，并改变了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不经营汇兑业务的历史局限性，把存放汇业务集于一身，完善了银行业的三大业务，使得中国货币清算制度由运现为主转变为汇兑为主，解决了工商业运现的困难，意义非同凡响。雷履泰票号，已经有了信汇业务，并开办了远期会票提前兑付的贴现业务，当时叫“认为预”。该票号至清末，共发展到30家，每家又有十几个到30几个分号，遍布沿江沿海，连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黑龙江、外蒙库伦都有。香港、日本神户、东京和朝鲜仁川也有晋商的票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银行业的存款、放款、票汇、信汇、电汇及票据贴现等业务，已经完全具备。

从印子钱、账局、票号的演变，折射出中国银行业发展曲折、艰辛的历史，是山西商人灵活变通、顺势而为、不断探索完善的结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行业的建立，一个商业模式的形成，都是基于改变现状，改变旧的阻碍商业运营发展的新方法。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创造。那种凡事持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思想观念，只能是一事无成。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陈冬云